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洛□。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候,禹之力也」。这里是说,刘定公到了河、洛地区,看见伊阙,大为感叹地说:禹功美哉!要不是大禹,我们或许早就变成了鱼。这说明春秋时人已相信伊阙是禹开凿的,他们对禹治水之功绩是十分崇敬的。伊阙两岸的山体,岩石坚硬,以大禹当时的技术条件是极为艰难的。
四、疏九河
此事见于《尔雅.释水》,文中指出太史、复釜、胡苏、徒骇、钩盘、鬲津、马颊、简、洁等九河的名字。九河故道经流之地,均在黄河下游,即今河北、山东之间平原上。黄河中下游流经黄土地带,饱含泥沙,大概在禹治水以前,当夏秋两季常在东方大平原上泛滥。这里的主流有十几条,大禹顺水势之自然,把主流干道加深加宽,使「水由地中行」,上流有所归,下流有所泄,使九河不至为患,东方水患得到治理,于是人民可以「降丘宅土」,发展农业生产。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禹疏九河是大禹治水期间在北方治理洪水时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五、铸九鼎
传说夏禹曾铸九鼎,定天下九州。夏后启也曾命人在昆吾铸鼎。昆吾是依附于夏王朝的一个己姓小国。其地本说在帝丘,即河南濮阳附近;一说在旧许,即河南许昌以东。也有说先帝丘,后迁于旧许。昆吾是当时产铜的中心,所产之铜在古代是非常著名的。《山海经.中山经》载:「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郭璞注:「此山出名铜,色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由于商代早期已有铜鼎和铜戈等出土,夏代有鼎或以铜为兵是有可能的。古代以鼎为立国之重器,传九鼎为传国之象征。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
三皇五帝时代的选士制度
追源溯本,中国古代已实行「选举贤能」的民主制度,《通典-选举六》载:「昔在唐、虞,皆访于众,则舜举八元(高辛氏八子)、八凯(高阳氏八子),四岳之举夔龙、稷、契,此盖用
人之大略也。」
可见中国在远古时的选举制度,已有与民共治的民本思想及精神。《礼记-礼运篇》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这故然是后世儒家想像出来,但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言:「儒家学派,如果不是依据古代传闻,不能虚构出『大同』的思想。」(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篇》页23)
这种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就连统治者也由贤人出任而非世袭,肯定了民主的观念。而这种政治应以人民为本的精神,正是中国人由古至今追求的理想。而古人正是以「选举制度」来达到民治、民有和民享的大同之世。
虽然古人有舜时的八元、八恺等制度,但由于民风纯朴,政局清明,故政治化的选举制度仍未有实行。《通典-选举一》载:「自昔羲后,因以物名官,事简人淳,唯以德化,上无求欲于下,下无干进于上,百姓自足,海内□安,不是贤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择之典,无所闻焉。」
因此,可见三皇五帝时代的选举制度,虽然缺乏了信史证明,但可从古人的文献或思想中,反映出古人对选举的方式,正包含了儒家的「名正言顺」观念,各人安份守己,不以上易下。
另外,由黄帝而至尧舜,由于当时政治以天事为要务,故所选官员,亦以对自然灾害处理能力为主。《文献通考-官制总序》云:「太古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知,然以经传所载考之,则以伏牺而至帝尧,其所命之官大率为治历明时而巳。」
帝尧即位命官,即以羲和为官,即命其「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舜时命禹治水。由于古时社会以农业为主,自然界之一切皆视为与黎民尤关,故为征用徭役而不妨害平民之作息,「敬授人时」乃是一种重要的选贤方法。
一言敝之,尧舜时代的选举制是中国人心中最理想的选举制。而舜时命禹治水,后禅位于禹,使中国正式踏入家天下之时代。
——转自《史徒学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