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了中国的文化,他让我们中国人放下了反击的刀,当遇到侵略的时候用脖子去抗敌。你们文化部,一定要修复中华古文化,重现真正的儒家文化。与此同时,也要强调法的重要性,因此此举才称之为儒法文化。”
所谓儒法文化即综合了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儒家文化太强调了个人修养的重要性,然而当某一个人道德恶劣,儒家文化便对此无能为力了,只能以约定俗成的族规采取以暴制暴。而法家文化则对每一样的行为准则则提出的严苛要求,秦朝便是一个法家思想治国的国家,以严苛的刑罚治国。但法家们过于强调法治,过于强调刑罚,导致了民众的反抗,在法家思想中,做错事便需要惩罚,连改错的机会都没有。规则制度和执行力,强国人,法家治下的国家,就是一个严丝合缝的机器,当他发动战争的时候,这个国家机器便成为了战争机器。秦强于法家,亡于法家。不过在秦代,官员确实不敢贪污受贿,例如亭长刘邦,相当于后世的派出所长,甚至他都不得不蹭吃蹭喝,连在本地找老婆都找不到。
因此,当王茂如提出儒法文化之后,李子文很是别扭,他不知道如何将儒法结合起来,一个强调人的修养,一个强调规则对人的要求。王茂如气道:“你认为我一个人就能把儒法文化搞定吗?现在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是让你去找人,研究建立这个文化体系,以此来对抗西方文化的侵袭和对阉割的儒家文化的征讨。我给你三十年的时间,只要我当政,你就在文化总长的位置上给我待着,给我建立起一套属于东方文明的儒法文化。”
李子文只好说是,又道文化改良的程度到底是什么,王茂如道:“国家主义,道德秩序,法律秩序,以及重拾儒学中仁的精神。看到同胞受难,国人能奋勇帮助,这即需要武,又需要仁。如果有人碰瓷敲诈,好心者遭受讹诈,我们就需要法来保护,那讹诈好心人者,不管他是老叟还是老妪或者残人,他破坏的不是国家法律,而是儒法文化精神,这种人必须杀无赦。破坏法律者,由法律制裁惩罚,但是破坏国人精神信仰者,必须杀无赦。”
李子文一个激灵,心想秀帅这种要求,简直就是一个全新的文化洗礼运动啊,能不能成,自己还真不好说,可是如果一旦这个计划在自己手中达成,那自己未来必定名垂青史啊,于是欣然领命而去。
李子文一走,王茂如倒是有些累了,做事比想事情轻松,做事费体力,想事情费脑力,而体力容易恢复,脑力却不容易恢复。儒法文化的念头,其实在王茂如穿越之前就曾经拥有过,那个时候的环境比起民初来说更加恶劣,国人毫无信仰,道德严重下跌,彼此之间缺乏尊重,毫无契约精神,不尊重生命,绝对的利己主义者尽管不多,但是他们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给国人道德带来的冲击却非常之严重。权大于法,利大于益,官员想着敛财出国移民,商人想着赚钱出国移民,戏子赚了国人的钱后立即移民,然后回国以外国人的身份拍摄建国的影片,这些人对中国失去了信心。
在批判这些人的同时,王茂如也在思考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大家都在骂一个由大家组成的组织,所有的中国人组成了中国,但是这些中国人中有些人在嘴里或心理骂中国,他们不知道,如果中国人都没了,那这个地方便不是中国了吗?是精神信仰的消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消失,后世有多少国人懂得儒家文化呢,别说懂儒家文化,便是儒家提倡的君子六艺,怕是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后来某主义破四旧反倒让国人没了祖先的信仰,最终导致了国民素质下降,对别人不信任,对父母不孝顺,对朋友不义气,对爱人不忠贞。祖先信仰就是我们国家五千年来慢慢养成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中国人,便成了没有灵魂的干尸,他们只是为了更多的吃穿住行乐在生活,而不会思考更多,甚至连读书的习惯都给丢失了。
现在,王茂如有这种能力去影响,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来得及出手挽救中华文化,是的,他希望能够发起一场文化运动,一场关于东方思想的洗礼。东方文化未必便比那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布尔什维克主意差,为什么国人要自我否定呢?我要回复中华文化,王茂如暗暗下定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