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桑哥赶到皇宫时,他发现以前闭门思过的安童竟然也在这里,这让他微微一怔。
在参拜完大汗后,他立刻就又向安童一合十,恭声言道:“小僧见过丞相。”[]
安童只微微颔了一下首,并没有言语,但桑哥的神态上却始终保持着恭谨。
以桑哥之强横,除了帝国的大汗,北元官员中真正令他忌惮的,过去只有两人:一个是真金,另一人则是安童。因为他也很清楚,安童虽然在身份和地位上不比真金,但他的身后同样有着蒙古重臣和儒门双重势力的支撑,更何况他还属于皇亲贵戚。
他通过卢世荣之事还知道,安童当初本不愿意为相,可大汗根本不管,仍然让他坐在这个位子上,由此可以看出大汗对他的看重。这就让他于安童面前,无论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均十分小心。
而安童原先对桑哥并不算太了解,他第一次为相时,桑哥不过就是当时胆巴国师的弟子,并不显露头角。另外,由于被扣押,他实际上又离开了朝廷很多年,所以,后面朝中发生的事、以及涉及到的人,他也不可能全知道。
安童注意到桑哥主要是因卢世荣,卢世荣能入朝为官,桑哥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朝中很多人都知道的。
安童对卢世荣的态度,从开始的“有点道理”到最后的反对,自然有对卢世荣起用阿合马党羽的反感,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儒臣的观点。
因为在“有见识”的儒臣眼中,卢世荣的“不取之于民,而为朝廷增收”论调,简直与当年王安石的“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一模一样。但这种观点却被儒臣们嗤之以鼻。
同样是在当年,司马光当着王安石的面,就已表达了儒生们的看法。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从真金对卢世荣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儒臣的“与民争利”观念对他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无论是真金,还是安童,均在事实上接受了卢世荣是“祸国殃民、紊乱朝政之辈”的认识。
卢世荣是桑哥介绍来的,只要稍加了解就不难知道,他这个人同样喜欢“逐利”。安童自然就对他不喜,而且还很有警觉。
圣人有云: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安童必然会与这样的人拉开距离。
这俩人见面后的表现,其实很简单,一个有些冷、一个表现的热,总之,别扭。
可忽必烈却仿佛对此视而不见,他拿起一份奏章言道:“今日找二位爱卿前来,朕要讲的是关于中书之事。”
由于内心里有急迫感,忽必烈在平叛之前,实际上已全面着手整顿朝廷的财政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朝廷体制进行了大的改动。
以老忽的这一把年纪,叶李当初所提之策背后的原因,他是绝对明白的。但为了达到强化朝廷财政管理的目的,他没有顾忌,却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
也就是将各地达到行省、以及朝廷的六部归尚书省管辖,桑哥更被他任命为朝廷的平章政事。
而桑哥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汗御驾亲征前,请旨“检核中书省钱粮之事”。
桑哥如此行径,一是有卢世荣和叶李的看法在先;二是他充分汲取了卢世荣过于缓慢的教训,务求尽可能的早见成效,以堵住众人的嘴。可他更知道,他需要先在朝廷的众人面前立威。
忽必烈听了他的请求,先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言道:“此事汝固当放手为之。”
如果桑哥先搬出其它举措,也许老忽还需要考虑一下,但对于这个请求,他实在是太明白其背后的用意了。因为你无论是讲“检核”,还是所谓的“理算”,它们在这位老人的心目中,不过就是另外两个字,“钩考”。
“钩考局事件”在他的一生中,是如此的重要,就如同岩石上留下的一个深深印记,随着岁月的风化,即使它变淡了,依然有着清晰的痕迹。
真正云消雾散的,是他当年的怨恨,因为在他登上帝国的顶峰之后,他已经、或者说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仅从做法的本身讲,这并非没有必要。
更何况这个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亲临前方平叛之前,如此授权给桑哥,实际上也是他太需要有人来帮他解决帝国的一些问题。
得到了授权的桑哥,的确没让老忽失望,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魄力和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上有一类人常会令有些人不安,那就是做事认真的人;而他们中间最令人可怕的,是既较真、而又真有本事之人。
桑哥在一定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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