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忽必烈一边看着手中的奏章、一边听着桑哥的解说时,他的表情之慎重,已经是安童很多年都未曾所见。
安童自己的神态其实也很肃然,而他对面的叶李,虽不断地在注意老忽神情的变化,却在内心里还有着一些期盼。因为今日他和桑哥向大汗奏报的,是如何整治朝廷“钞法虚弊”之事,而这里面,实含有他多年的心血。[..]
北元帝国的两大难题,其实就是后世常讲的“货币”和“财政”问题。“钞法虚弊”属于“通货膨胀下的货币贬值”,“国用不足”则为“政府财政收入不足”。
这两个问题的难度之大,实际上远不是桑哥所能解决的,但这个“圣僧”幸运的是,他前有卢世荣遗留之策,后又抓对了一个人,哪就是叶李。
在原先的历史上,北元帝国的货币发行制度,从忽必烈在位的后期开始,就主要建立在两个人的建议基础上,一个是桑哥,另一个则为叶李。
叶李这个人由于最后投靠北元,后世也是很有争议的,但他的确有才,这更多地表现在货币问题上。
他曾于过去对朝廷的“钞法”之事很下过一番心思,只不过那时他琢磨的,是宋帝国的“会子”。因为“会子”发行过滥,它一样导致的是“虚弊”之病。
叶李所思,其实也是货币改制。他的方法,就是用新的货币替换掉已经成为废纸的旧币。为此,他不仅献策于朝廷,并亲自设计了新的钞样,但当时的宋帝国没有采纳。
既然桑哥已经抓他做了“高参”,自然就不会不向他征求关于整治“钞法虚弊”的意见,叶李沉吟了很久,最后端出了自己过去的想法,同时还拿出了过去已设计的钞样之图。
(二十四年,改造至元宝钞,其钞样为叶李所献。李尝献于宋,请以钞代关子,宋人不能用。)
桑哥大喜。有了叶李现成之策,他就有十足的把握摆平朝廷的“钞法虚弊”之病。
这位“圣僧”当时就真心诚意地赞道:“先生不愧为大才,贫僧佩服。”
叶李心中也不是没有一点飘飘然,但他随即又皱了皱眉头。
桑哥这时候真的很重视这位“叶先生”,他急忙问到:“先生觉得有何不妥?”
叶李叹曰:“大师,此策是在下多年前所思,之所以一直没拿出来,是因其牵涉到国本,风险太大。”
叶李现在已很明白,改换币制听起来简单,可对朝廷来说不是一件小事,一旦处置失当,很有可能会引起天下的动荡,这就是当初南宋没有采纳此策的主要原因。
桑哥怔了怔之后,却断然言道:“先生无须多虑,贫僧认为此策大妙。只要先生之策被采纳,朝廷的钞法虚弊难题必可一举解决,大汗他只会赞赏有加。”
桑哥是不会犹豫的,更何况此时他也没什么退路。如果不能解决朝廷的两大难题,丢官事小,他这个“圣僧”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都要打个问号。
他立刻拿出了前所未有的魄力,不仅让属下火速拟订了报送大汗的奏章,同时还附上了有关图样,并且毫不隐瞒地上奏老忽:这个规制主要是叶李的功劳。
严格来说,叶李的本意是要用新钞替换掉虚弊之钞,而桑哥又让这个新钞和白银实实在在地挂上钩,并且他们为了讨好老忽,就把新钞定名为“至元钞”。这样的做法,的确将百分之百地保证了“至元钞”的币值,一举解决了过去的“虚弊”之病。
这个计划如果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不仅超前,且绝对胆大。因为后世的西方货币制度史上,其类似的典型成功案例,要追述到二战后的西德。
当时的西德由于战败、战争的破坏,不仅通货膨胀严重,原来的德国马克基本上成为了废纸,经济更陷入崩溃。为了挽救整个国家的经济,于是西德政府在美国人的协助下,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货币改革计划,废除了纳粹时期的帝国马克,改为采用与美元挂钩的新马克。并且规定:旧马克与新马克的兑换率为十比一。如此,一举扭转了整个西德的混乱经济状况,从而为后来德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其实很快就明白了这个规制的“妙处”,可他要决断的,是朝廷现在就实施这个规制,还是在准备好以后再施行?这就让他略有踌躇。
因为时代的不同,决定了同样的计划,实施的条件差异极大。
后世的西德,不仅有美国的帮助,还有着工业化的印刷技术,这就使得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致完成整个计划。
可在这个中古时代,仅把所需的新宝钞全弄出来,就大费周章。而老忽真的不想等。
当桑哥解说完之后,忽必烈没有立刻出言,先看了看安童。安童的脸上则出现了晦涩南明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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