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达赖和他的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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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书第１４首）

    “写的黑色小字，

    已被雨水冲去；

    未画的心的图画，

    要擦也擦不掉它！”

    （同书第１３首）

    《情歌》中还有不少诗章，描绘了整个爱情生活中各种复杂曲折的情景和微妙多变的心理状态，也都真实、细腻，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如描绘初恋的：

    “在那众人之中，

    莫露我俩真情，

    你若心中有意，

    请用眉眼传递！”

    （同书第７１首）

    表达爱情欢乐的如：

    “杜鹃来自门地，

    带来春的气息；

    我和情人相会，

    （同书第４６首）

    抒发想念之情的如：

    “第一最好不见，

    免得彼此相恋；

    第二最好不识，

    免得彼此相思。”

    （同书第６６首）

    反映不安心情的如：

    “虽然肌肤相亲，

    却不知情人真心；

    不如地上画图，

    能算准天上星辰。”

    （同书第４９首）

    这首诗细腻地反映了男女相交过程中，摸不准对方真情时的忐忑不安心情。

    以上所举《情歌》中表述的在爱情生活中所感受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所品尝的酸甜苦辣的滋味，是在一般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中都会出现的。这也使诗人和广大群众在感情上有了相通之处。

    对于仓央嘉措，西藏的两股政治势力，从不同的方向，对他施加着强大的压力。扶立仓央嘉措为达赖喇嘛的触者桑吉嘉措，告诫他要烙守清规，不犯戒律，潜心读经。这在《桑吉嘉措传和《仓央嘉措秘史》中都有明自记述。这显然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不给对方以口实。另一方是拉藏汗，则借仓央嘉措的“荒唐行为”，极力进行攻击，说桑吉嘉措所立的不是真达赖。总之，各方的非难和攻击，一齐落到仓央嘉措的头上。对此，诗人并没有屈服。他一方面向他的亲教师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表示情愿交出“达赖喇嘛”这顶桂冠；另一方面，还用自己的诗歌作出了响亮而有力的回答：

    “人们说我闲话，

    自认说得不差，

    少年我的脚印，

    进了女店主家。”

    （同书第６１首）

    这和另一首：“老狗长满毛须，心比人还伶俐。奠说我曾夜出，莫说破晓才归！”比起来，后者显然是初期写的，表露了诗人生怕自己的行为被别人知道的惴惴不安心

    情。而前者则是诗人对自己的行为直认不讳，同时对那些责难给以强力的反驳：

    “莫说仓央嘉措，

    去把情人寻找。

    恰似己所觅求，

    他人同样需要！”

    （同书第６７首）

    不但如此，诗人还横下一条心，大声对他们宣告：

    “背后的凶恶龙魔，

    无所谓怕与不怕，

    前面的香甜苹果，

    我一定要摘到它！”

    （同书第６５首）

    这首诗显示了诗人要冲破一切清规戒律，不顾一切攻击和责难，而去追求爱情，热爱人生的坚强意志和刚毅决心。

    凡此种种，对当时的西藏上层社会，特别是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界来说，犹如发聋振聩的晴天霹雳，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和打击。因之对仓央嘉措加以责难。不过，这种违反教规的行为显然只是一个导火线，更为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所以，他们抓住仓央嘉措的生活表现，借题发挥，罗织罪名，上告中央皇廷，实际上是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便更鲜明地显示出《情歌》的进步性和巨大的社会意义。

    四、艺术成就

    《情歌》不但有积极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也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在格律结构上，《情歌》采取了“谐体”（四句六言体）民歌的形式，除个别六旬、八句外。基本上都是每首四句，每句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音节三顿的民歌格律。节奏响亮，琅琅上口，还可以民歌曲调吟唱，极富于音乐美感。《情歌》寓情于喻，多取比兴；直抒胸怀，采用白描的手法，自然而流畅，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民歌风韵。《情歌》用比的艺术手段也多种多样。有通篇比喻的。如：

    “柳树爱上小鸟，

    小鸟爱上柳树，

    只要双双相爱，

    鹞鹰无法破坏！”

    （同书第６２首）

    诗中以小鸟栖息杨柳的常见自然景象比喻男女的相爱；以鹰鹞与鸟雀的敌对关系，比喻破坏者及其凶恶本性，都是非常贴切而又富于生活气息的。还有前两句比兴，后两

    句写实的，如：

    “烈马逃到山上，

    可用套索捉捕。

    情人一旦反目，

    法力也难捉住！”

    （同书第３７首）

    前两句以不驯的劣马比后两句中反目的情人，可谓就近取比，颇具民族特色。

    《情歌》中还有不少诗章采取直抒胸怀的白描手法。如：

    一个把帽子戴在头，

    一个把辫子从背后，

    一个说请你慢慢走，

    一个说请把步地留，

    一个说心儿莫难受，

    一个说很快会聚首。”

    （同书第５６首）

    戴帽、甩辫的动作，本来极为平常，但诗人写人诗中，却显得那么真切、细腻，给人以动的画面；几句对话，也似平淡无奇。但一片恋恋难舍深情，却就寄寓在平淡之中；分别相送也是常事，可是，一旦注人了爱情美酒，那情景也就使人格外陶醉了。短短六句诗，写动作，男女分明；写对话，言短意长。景中有情，诗中有画，成为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绝妙惜别素描。不是诗人热爱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哪能达到这般高超的境界！

    《情歌》的一些诗章，还巧妙地使用了对比的手法。如：

    “我到喇嘛跟前，

    请把心路指点。

    无奈心儿难收，

    跑到情人那边。”

    （同书第１７首）

    这首诗把情人和喇嘛、爱情和佛法这两对尖锐矛盾着的事物相对比，而以心儿的选择做为对比的杠杆，把客观事物的美丑、主观感情的爱憎以及诗人的取舍，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相对比，形象格外鲜明，感受更加强烈，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效果。

    《情歌》中有的诗在构思和意境方面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如：

    “天空洁白仙鹤，

    请把双翅惜我，

    不到远处去飞，

    只到理塘就回！”

    （同书第５７首）

    这首诗显露了诗人驰神逞想，纵意凌空，超脱浪漫的气质。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急欲冲出牢笼获取自由的愿望，使人读之心旷神怡，一向为群众所喜传爱唱。解放后，群众还借此格律新创了一首“天空洁白仙鹤，请把双翅借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北京就回！”的脍炙人口的新民歌。

    诗人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朴素无华，活泼生动，清新明快，平易通俗，多是群众语言。这也是他的诗歌能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知道诗歌出处的人，只把它当做一般民歌来唱。由此可见《情歌》在语言艺术和思想感情方面“群众化”的程度。特别在当时，上层文人多受“年阿”诗体的影响，崇尚典雅深奥、讲求词藻堆砌、鄙视“俗词俚语”之风盛行之际，诗人却以达赖喇嘛至高的身份，坚持将群众语言写入诗篇，独树一帜，一新当时文坛耳目，更觉难能可贵。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他总是要向民歌学习，并从中汲取多方面的营养以充实自己的。从十一世纪的米拉日巴和十二世纪的贡噶坚赞的诗作看，也都无不如此。

    综上所述，《仓央嘉措情歌》称得上思想内容积极健康，一扫封建文人凡有著作必有宗教内容的习气。艺术上有独到的成就，玉润珠圆，唾吐自然，富于民歌风韵，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的优美诗篇，在藏族作家诗中独放异彩，成为藏族文学和祖国文艺百花园中一株绚丽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