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之乡——如果你早早抓住它们 1

都改造成图书馆，终于积累下八种语言写成的三万册图书。内森和杰西卡似乎没有书可读，除了过生日时我们送给他们几本。他们对这些礼物没有多大兴趣。我们进退维谷，不知所措。

    我们在世界各地奔波，试图帮助津巴布韦和柬埔寨的人们；回到家，却发现自己面对着另一堵高墙。很多人和我们同样沮丧地感到，富裕国家的贫困问题如此难以消除。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老师佩妮·麦尔金-贝克尔·德西尔瓦向我们说起她在尼泊尔农村教书的经历：“我渐渐爱上了每周六天、天天花一个多小时跋涉到学校的生活，也爱上了农村的生活节奏。我们的学校里挤满了人，缺少基本的设施、设备和资料，我们依靠共同的使命感维系着它。”后来，她回到美国，在佛罗里达乡下一个高度贫困的街区教书。她感叹道：“和回到自己的老家教书相比，在尼泊尔乡下的农村学校教书简直成了小菜一碟。”

    我们的兴趣开始拓展到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里与贫困问题相关的困境，比如犯罪、家庭破裂、药物滥用等。了解这些挑战的一个窗口就在美国人均收入最低的县——南达科他州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内的香农县内。保留地面积广阔，相当于一个康涅狄格州，干旱的平原一望无际，起伏的群山绵延到地平线，环绕其间的高速路空空荡荡。松岭，是美国最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之一，是伟大的战士奥格拉拉-拉科塔苏族人的家乡。而今天，在此居住的都是像41岁的本·麦斯台兹这样的人：失业，勉强度日。

    “一个人该干什么？”我们在他年久失修的房子外聊天时，麦斯台兹问道。他是个大块头，体重严重超标，饱受糖尿病的折磨。他直言不讳地谈起松岭人面临的挑战。他说自己12岁就开始喝酒了，和保留地其他孩子差不多。“我感到无助，自己没有价值，我想喝一杯，忘掉痛苦，”他解释道，“但是清醒过来，就会更加痛苦。”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个酒鬼，偶尔还吸食大麻和海洛因。他找不到合法的赚钱方法，为了维持自己的嗜好，他开始犯罪，使用暴力。本满脸歉意地说：“为了喝酒，我干过好多坏事。”充当收债人，打人讨债，还开车把女孩送到酒铺，让她们出卖肉体换取啤酒。

    六年前，麦斯台兹戒了酒。保留地的失业率高达70%，他依然看不到获得一份带薪工作的希望。现在，他靠残疾人救济金过活，同时作为志愿工作者帮忙照顾老人。因为在松岭看不到未来，他把家人送到保留地外面生活。他把这归咎于白人社会的种族主义，也指责部落领袖腐败无能。

    麦斯台兹这样的人带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天赋和梦想出生在美国，但从来没有获得过同样的机会，从来没能走到起跑线上。松岭就像一个旋涡，除了自杀，卷进去的人无路可逃。40岁以上的居民中有一半身患糖尿病，结核病感染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倍。部落估计，三分之二的成年居民可能酗酒[1]；保留地的儿童中，四分之一生下来就带有酒精造成的伤害[2]。

    “这块保留地内的每个人都亲眼见过酒精的消极影响——不是在挚爱的人身上，就是在自己身上。”部落酋长“黄鸟”约翰·斯蒂尔说。

    这里的平均寿命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指标[3]，而不是发达工业国家的指标，酗酒是原因之一。警方说，保留地90%的拘捕行动和酒精有关。我们采访了一家人，家中的父亲死于肝硬化，儿子因为和表亲争抢一罐啤酒，在械斗中受伤身亡，绝望和抑郁让年仅16岁的女儿选择自杀。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周之内。这里的贫穷不只是金钱的匮乏，更是就业岗位的匮乏，希望的匮乏，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匮乏，是一针由病态和反常混合的毒剂，一代接一代地自我复制。当然，保留地里也有令人振奋的闪光点。红云印第安学校是松岭的一间私立天主教学校。这里的负责人“勇敢之心”罗伯特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教育，帮助他们走进大学，成为未来领导者，同时也培养他们的自律、自信和希望，以此改善松岭的问题。红云学校已有五名毕业生取得博士学位，57人成为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盖茨千年奖学金得主。1888年，由耶稣会和苏族人领袖联合创建的红云学校，属于慈善机构中不仅要消灭贫困问题的表象，也治疗潜在病因的典型。它由私人捐赠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也会到这里义务工作一到两年，学校里销售印第安首饰和其他商品的网店所得也会投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