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家

条细细的、早已磨得看不出本色的破皮带，脚上拖着一双前后都炸了皮、勉强能穿上走路的旧皮鞋。再回头看二姨，她头发同样凌乱，目光滞呆，红色带花的短袖好像有好几天没有洗了，七分裤上也带着泥土的气息。唯一和以前一样的就是她的身材没怎么变，还是胖胖的，但我明显感觉到那是吃药太多浮肿起来的，她的手虽然有肉，但干燥得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她织的粗布床单，一手摸下去，凸凹不平。

    我突然间不忍再看屋里的情景和他们的面容，突然间觉得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连唾沫都难以下咽，突然间讨厌自己今天的穿着。我低头看看自己的形象，早上刚洗过的长发飘散着发膜的清香，精心辫过的辫子柔顺地下垂着，辫子根部卡着镶钻精致小发卡，脖颈里戴着金镶玉吊坠，一身崭新的、喷了香奈儿香水的蕾丝连衣裙，腰间配着穿了珍珠的小细腰带，手腕上戴着几千元的手表，尤其那双雪白的小板鞋，踩在满地脏碎尘屑的地上，显得特别的刺眼。我自责为什么没有穿得随意一些，这样姨父和二姨或许没有那么尴尬。

    强忍着泪水，先和姨父说了一些近况和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我怕我一问二姨的病情，就会止不住流泪。

    生命是珍贵的，我们常常会这样说，我们总是认为，会有很多个今天、明天、后天，我们总是把今天要做的事情推到明天，推到后天，我们总是觉得，生命的终点离我们是那么遥远，所以我们肆意挥霍最宝贵的今天。我不知道，当生命真的只剩下可以数得过来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悲凉，我不知道，当面对病魔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直到终点来临，会是一种怎样的无奈。我们都是平凡的存在，我们无力去改变即成的事实。

    二姨生了几乎是绝症的病，是我最近才知道的，先前知道她身体不好以为只是平常的病痛，事实上这么多年她一直都被病魔折磨着，先是腰疼，再是腿疼，再到双眼朦胧，经常跑东跑西去看病，不知道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就是没有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直到右眼看不到东西，才不得不去大医院检查，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外：脑瘤。可恶的瘤子长在动脉旁，手术的成功率低到可怕，这就相当于宣判了结果，我们只有伤心的份。瘤子已经压迫了双眼神经，她的右眼完全失明，左眼也只有0.3的视力，而且更坏的并发症正在慢慢侵袭。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二姨，只能任自己沉浸在悲伤里。

    我想起了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个时候，姨父和二姨也是我现在这个年纪，30多岁，活力无限，待我如自己的孩子。那个时候，他们在我心里就是无所不能的天神，尤其是姨父，他曾经是军人，退伍后又做过教师，后又做干部，他有思想有见识，办事利落得体。二姨虽然不识字，但她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每逢停电了，我们就跑去睡到二姨家床上，因为他们家有发电机和蚊帐，有风扇。我经常在那里吃、喝、睡，经常在那里和哥哥姐姐们嬉戏。我也爱和姨父谈心，凡大事小情，他都会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会给我正确的指引。第一次有男生给我写信的时候，我也告诉他，我甚至和他谈论将来该找一个怎样的另一半。我庆幸在那个纯真的年代里，有一位亦长辈亦友人的亲人陪我一起走过。如今我羽翼丰满，可以展翅高飞，他们却已渐至暮年。而我无力替他们分忧。

    足足聊了一个多小时，中间未有丝毫停顿，姨父身处这样的环境里，还关心着国家大事，关心着全国****，关心着中印问题，关注着台湾问题，关注着他认为可以关注的资讯。毕竟他曾经拿过真枪。

    过了正午，姨父起身说去买菜，要留我吃饭，我拉着他说家里正在做，让他们也过去吃，他们自然是不肯的。出了大门，我决定去街上给他们买手撕鸭。我骑车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街上，刚好还有最后一只手撕鸭。带着这只喷香的手撕鸭，心里五味陈杂，他们有多久没有吃肉了？而我又能做什么？我多想自己此刻能够强大一些，可是这想法终究没有任何意义，徒增心疼与无奈罢了。

    晚上终有时间和父母细聊，我们又从很久以前的事情聊起。深秋的夜晚有些凉，母亲给我们拿了新被子铺床，直到困得不行了才去休息。关掉灯一片漆黑，没有自己家里灯火通明的夜晚热闹，只有秋虫和蟋蟀清晰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很快睡去，我却久久无法入眠。每一次回家都是快乐中夹杂着伤感，既有一如既往的亲近感，又有对新生事物的感慨。觉得自己既是一个归家的游子，又像是一个旅途的行人，而在这场生命的长途跋涉里，会有多少未知的风景呢？

    听着轻音乐渐入梦乡，我多希望下次回来，依然能看到二姨在家里迎接我，即使他们满屋灰尘，即使他们依然好大一会儿才能认出我来；我多希望下次回来，父母仍像现在这样身体康健，精神饱满；我多希望下一次回来，就在不远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