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实职、实权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再然后呢?因为这些宦官本来就是没什么文化或者干脆就是文盲(家庭条件好的应该不会从事这个职业),加上身体的残缺和长期的宫廷斗争培养出的阴狠的气质,他们执政的手段基本上遵循着简单粗暴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可想而知靠这些乌合之众,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突然有一天,小皇帝又“崩”了。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了,在此不多说。于是,新的小皇帝又继位了,又有了一批新的亲信宦官,老宦官们失势、失宠后,只能退出了权力的中心。于是,新的寡妇又乘机带领娘家人杀了回来,在经过新一轮洗牌后,接着下一个循环又开始了。就这样,小皇帝长大、死去、接班的小皇帝再长大、死去,外戚和宦官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东汉末年就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迅速得衰微下去。
从桓帝开始,他养了五位号称“五侯”的官宦,整个国家被这五位搞得越来越乱,开始大步向着无药可救前进了。桓帝没有儿子,堂侄刘宏在外公舅舅们的帮助下上位成功,就是灵帝,外戚们因功自然就大权在握了。后来灵帝在宦官的帮助下又从老娘的娘家人手里夺回了政权,对宦官的宠信达到了高峰,培养出了着名的“十常侍”,这十位在三国演义里也有描写。不知道灵帝在别的方面是不是比叔叔桓帝强,仅从“十常侍”对“五侯”二比一来看,灵帝时期的宦官之祸就有着绝对的优势了。
当然,朝堂中也不乏头脑清醒的官员能看出汉室的黑暗腐败,以及即将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的形势。比如后来的郎中张钧上书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那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清议”,其主体就是读书人。但大家知道,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动不动就站出来清议一番,全凭两片嘴唇就能打倒宦官和外戚,那就是个笑话。结果也证明,这个文人集团不仅没能让政治清明起来,反而惹恼了桓、灵两个大boSS,历史上制造了两场党锢之祸。
就这样,在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正能量的推动后,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的轮番坐庄大肆破坏下,东汉末年的百姓们真正是被逼上了绝路,在被饿死和起义二者之间,起义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终于爆发,道教的一位重要人物张角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社会动荡,加上天灾不断,最苦的就是底层的百姓,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基本上是不造反就只能等死了,只要有人带头一声吼,大家都会跟去着打土豪。就是在这种黑暗的年代,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证,只能在精神上寻找安慰,所以不仅道教有了最适合滋生、流行的土壤,佛教也是在那个时候传入的。
张角给自己拉起的队伍起的名字是“太平道”,虽然传承于太平清领道,但这名字也起的很有水平,而且是超水平。当时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天下太平,吃穿二事罢了。所以张角就以太平为切入点,迅速引起百姓的共鸣,黄巾起义才能迅如燎原之火席卷南北了。五斗米道也类似,张道陵以宣扬鬼神、教人悔过为切入点,提倡天下粮食和财物应该归天下人共有的思想,有点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啊。可以说东汉末年道教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大众的现状和心声,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能抓住百姓的痛点,稍做引导,就能让百姓接受他们的思想,所以,是苦难成就了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