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想当然

去，挖出来的东西，才能启迪人、快乐人、激动人、冲击人。这是我的经验体会，一个已看过一百多部传记的人的“阅历”。

    至今为止，也只有两个人写的传，给过我良多激励，我不管书名和内容，一律必买必看，那就是茨威格、罗曼?罗兰。

    我读过他们的《巴尔扎克传》、《罗曼?罗兰传》、《断头艳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托尔斯泰传》、《回忆录》、《贝多芬传》等。前者是钻进传主心里，细加揣摩，紧紧把握大的时代氛围，突露独特势位之上的人物，表露其全部的心理冲突与奔撞；后者则张扬了一种人格智慧的力量和精神气势，让你欲罢不能。

    即便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高建国的《顾准全传》，赵鑫珊写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的传，居里夫人的女儿写她妈妈的传，和一个已记不得姓名的美国人所写的《司汤达传》，这几本曾经最感动过我的文字，传记作者也都是把自己融进去，贴着心在感受传主的灵魂与生命气息的。

    《金庸传》里却不见这些东西，多见的是资料分门别类的堆砌。

    资料也的确真不少，只要和金庸稍稍相一点关的，哪怕是”幕僚”、“膀臂”，也都值得信手剪贴，挨个介绍，以为资料充分就好整理、好写，与众不同，那一定是个误会。

    “好写”不同于“写好”，它缺少了在梳理、剪裁、分析资料之上的，独到而富有深度的看法、见解，即司马迁那种“良史”的笔法，更不要说能走进传主的心灵里去，同感悲欢了。

    一部《史记》，穷尽了一个人一生的学养与时间、心力，《金庸传》的作者，却是用一两年时间，而且是“业余”时间，就打发掉的。此间差异，不可以道理计。

    例如，金庸的爱情、婚姻，在过去那十来本传记里，都少有涉猎，略作叙述。这诚然受传主尚在人世，不便透露与发表意见有关，但既为“传”，既决意为之，就应当敢于挖掘，评头论足，秉直行笔。

    如此看来，多数传记是因着传主能传世，而有一定市场的。

    我研究最多的几个人物，钱钟书、曹雪芹，包括金庸，单传记每位就读过有五六种之多，把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扫描到了，注意到了各人写法的不一样，许多细节倒大同小异，互相“抄袭”与“复制”，没留下太多的深刻印象。

    尤其中国人笔下，往往注意罗列具体的事情；外国人却好提炼，拔上一个高度，站在世界范围的视角上，作平视或俯视，有典型化的细节，很具深度。

    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胡志德写的《钱钟书》，和中国人凌宇写的《沈从文传》、孔庆茂写的《钱钟书传》，体例上就很不雷同，发现也大不一样。

    这不能苛求作者，都写成名著经典了，就没几个敢于操刀下手了，尤其是那些快枪手。毕竟很少有传主是因作者而得传世的。

    有谁还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皇后、一位奥地利公主是谁呢？

    是茨威格的《断头艳后》，方使她传了世——只因做着国王的丈夫，缺点子性功能，安托瓦内特不得满足，天真、简单、**，就引致了社会的不满与动荡，一个王朝垮了台，她本人也上了断头台。茨威格是把这个人“立”住了。

    这恰恰是众多《金庸传》以及这本《金庸传》的最大缺憾。

    过去，我满以为自己对金庸是不乏了解的，读过他所有的小说，也看了他的一些随笔，就写了有关他的两篇文章《金庸透视》、《无知无畏的王朔》，在《社会科学论坛》等杂志发表，得到好评，收进一些书里。现在回头看，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太怎么知底，写时有点“想当然”，倒是敢下结论、敢批评，自己快悦了一把。

    如果预先把傅国涌这书里透露的资料全部看过，再来写他，那一定会更加丰满而切实。这恐怕是傅传最“抢眼”的地方。

    不过，它好比巴金老人的《随想录》，只作了后人研究“文革”的一手资料，文中所提倡的“说真话”等等，照林贤治和我的看法（《读懂巴金》），那其实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

    喜耶悲耶？

    2003年7月1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