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性的作家
作家分两类——不朽的、成功的。
着眼点不同,立足点不同,秉赋不同,修养不同,人生的历程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产生了两种不同境界的作家和作品。
“成功的”作家追求短期效益,有生之年收获到大量的名与利。但把作品做成了商品,按照“商品”的标准来“生产”,见风使舵,追逐一时一代人的口味,追求毫无营养价值的快消费,名与身同灭。
可能他迫不得已,可能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故意为之,不论原因是什么,这一类作家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是求到世俗的成功。“不朽的”作家则追求长远的效益,甚至是永恒的效果。譬如司汤达,他说他的作品是为一百多年后,为1935年的人写的。有这种目标意识的人,他的作品必得包含更多“永恒的”因素,终生追求的就是要把作品做成“不朽”。他感到人生所遭遇的一切生存之累,无不源自于那个“死”字,因此他站在“死”的鬼门关前,为自己、为大众设计人生。
这样的一生,在他就是无比丰饶、充满意义的。
我所说的作家,全是指后一类意义上的人物,他们的性灵被最充分、最完美地抒写和保养,因而成为天底下最饱满、最有生命力的“情痴”“情种”!
“情”是人类生命的种子。人类社会正是仰赖人的“情”力来维系、来生存、来延续、来发展的。也是靠了这份情,人们才和大宇宙相感相连相通,和谐共处起来。
但只是在作家心里,情水才汪洋恣肆,它是无垠的大海,更是浩渺的烟波,当在其中倘徉时,他就被它的美深深陶醉了,那胸中升起一股股莫名的、浩荡的春风,风过水面,摇漾开心魂——从此,他无法挣脱,自身迷失在“美”的心园!
对作家来说,美是一种气质,一种涵养,一种境界,一种氛围,一种欣赏和判断,一种愉悦自我的体验感受——它是作家的呼吸饮食,一时一刻离不了、丢不开的营养与生命。
美和一切美好的情愫联系在一起,令人无限向往与迷醉。
薇依说:唯有美在其本身才是好的。美是许诺,不是财富。它只付出它本身,从不付出它物。尘世间的其它追求都是求得手段,只有美,是世间惟一的合目的性,人类的一切追求中,都有它在场。因而,没有任何人置身于美之上或美之下。只有美才有权利得到我们的爱。
“灵魂爱美的天赋倾向,是上帝最经常使用的手段,以使灵魂迎着上天的气息敞开。”
而美的形式或美好的形象之所以美,乃是由于“从其内在放射出巨大的光泽”,这光泽使形象成为美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形象,内在的光泽才得以透射出来,成为“迷人的、可感的光泽”(巴尔塔萨语)。
可见,漂亮不同于美。漂亮是天生的、外相的、易逝的;美不仅是天生的,更具有由后天追求涵养得来的丽质与光泽,它是一种永恒,是“上帝”透过物质向人的微笑。
美感则以生理上的快感为基础、经由情感的超越与回归——超越后的回归来形成的。
它是心灵上的一种轻柔、舒朗、畅适、豁然的感觉;还是一点迷雾,把粗俗的现实软化、蒸馏,使现实看起来柔和一些、精炼一些、生动一些、有滋有味一些。
美和美感在作家的灵魂里是同一的东西,都具有柔软轻滑的性质,极易潜入、渗透作家生活里的一切。
美是水,由心灵把它载往,一路远航,一路会见、吸纳、滋润、化育外物,拓展开自身的天地,使心灵在流动中脱尽俗气、一尘不染、散洒金光,去通往世界,通往他人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由此,美又把作家的心灵与外界贯通起来,成为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作家拥有的将是整个世界!
美既然是水,就具备了水的阴柔或雄放气质。阴柔里含藏一点朦胧,滋养培育开作家的美感,煽起他的想像。想像完美着、结晶着,把尤物更为美化。作家的心灵便与对象拥抱了、契合了、融而一体了。
雄放则是力与气势的冲撞,撞击想像,捕逐捉拿,转手化猎物为自己的筋骨血肉。
而在一切滋养、捉拿的对象中,最见高洁、妩媚、多姿的是作家的爱情——对作家而言,美不啻是爱情的结晶。
一切伟大的作家便都具有了扑朔迷离的心魂。
贝多芬的一生,倾注过真挚感情的女性,就达十个以上。经过初恋的诱惑,空缺的心灵张开它虚空的大口,时不时填进来一位可意的女人。这粒多情的种子,要不断经由爱情而燃烧——甜蜜的时候,它吹送天籁般甜柔的琴音;失落的时候,音符从胸中蹦出来,帮他轰打整个世界!
而歌德即使在耄耋之年,还能热烈地爱上一位动人的少女,并且向她求婚。像歌德一样,贝多芬爱秀美、纤细、气质娇好的女子,否则他认为还不如爱自己。
米开朗琪罗说:美貌的力量于我是怎样的刺激啊!
所以作家一生只欣赏、只追求那些有性灵、有修养的女孩子或男孩子,而不是那些遍地尽是的漂亮的“花瓶”。正如沈从文的“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正如灵肉一致的劳伦斯;正如令女人一见倾倒的拜伦;正如那个在不断“偷情”中度过了一辈子,才跌打翻滚成为“人类心灵的观察者”的司汤达;正如富有女子气质的罗曼?罗兰;正如爱上自己爱情本身的巴尔扎克;正如视爱情不是幸福的状态,而是“拔高了的争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不畏死亡、流放,却为爱情低头的帕斯捷尔纳克;正如痴气横溢的钱钟书;正如风流倜傥的徐志摩;正如情中大侠金庸;正如“情痴”、“情种”的曹雪芹……
对作家而言,美是一道灵光,投注他深沉透彻、春意盎然、浪波浩瀚的心灵之潮里。
这道灵光,被情波荡漾,从心灵深处向外溅射,主体与对象之间便充满了纯情,它透明、光洁、雅致、明润、灵动、闪烁、迷离、豪壮,洇散开一丝丝苦涩甜蜜的滋味。
孕育、创造这种美的过程本身,所产生的美感和愉悦是无止境的,它也许渗透一种宇宙般莫测的悲哀,带有虚静的、不带日常情感的禅思。它是最激荡人心的时刻,是人的存在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具有欣喜若狂、如醉如梦、销魂动魄的感觉。
多情的作家,就这样被美俘虏了、迷惑了!待到留连忘返的时候,他就在美丽的湖边安顿下生命的家园。
这时,他成为美的终生伴侣——自美的天境中,为我们俗世的众生传来一件件高妙的精品,让离不开尘俗的人们,也领略一份心灵天境中秀美的风光水色,仰受那来自“天国”之颠的美之娇阳的洒照,使自己生长得更为健康、鲜活、性灵,更有人情味儿一些。
正像弗洛伊德意识到的:美的享受能够产生特殊的强烈的陶醉感。美没有明显的用途,它对于修养的必要性也不明显,但是没有它,文明就不能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给人类传送“美”的作家,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救世主”,理应得到我们全人类共同的仰戴!
审美的爱
中国语文一般把“风流”或“淫”当贬义词用,指放纵,或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所谓“放纵”与“不正当”,在各时代有自身不同的内涵,如何理解和把握,不至于扭曲、伤损人性,这该成为我们认识“淫”的价值所在。
吴宓先生曾将《红楼梦》里的“淫”一分为二:一为“体淫”,指“肉体的爱;感官的满足”;一为“意淫”,指“想象中的爱;审美的或艺术的爱”。
两者区分的依据在第五回,警幻仙子对贾宝玉说的那段话中:“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不难理解,世俗人常常只会“体淫”,如贾宝玉、曹雪芹这样,加进了美好情思与真诚的,才配得上“意淫”。后者是曹雪芹极力认同和赞许的一种精神。我们没有如此的觉悟,常常对淫、尤其对“意淫”产生曲解、误会。比如余英时先生,在他著名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里,将“情”和“淫”直接对立,认为:“我们一再强调《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方面是泾渭分明的,而另一方面又是互相交涉的。情与淫的关系正是如此。曹雪芹并非禁欲者……大体说来,他认为情可以,甚至必然包括淫;由情而淫虽淫亦情,故情又可叫做‘意淫’。但另一方面,淫决不能包括情;这种狭义的‘淫’,他又称之为‘皮肤之淫’。”
这段话至少有三大疑处:第一,曹雪芹不认为“淫决不可能包括情”。相反,他认为“淫”可以包括“情”,也可能包含“美”,否则作为“古今第一淫人”的贾宝玉岂不是无赖、恶棍?
第二,余先生将“广义的‘淫”’定义为“意淫”,并且把“情”叫做“意淫”,实在不可思议。“情”和“意淫”是两码事,不可等值代换。
第三,余先生硬性地想搞一个“两个世界”的模子,套解一切,难以自圆其说。在这方面《红楼梦》应是“三个世界”:属于体淫的世界,如薛蟠之于香菱、宝蟾,贾琏之于尤二姐、平儿等;属于“意淫”的世界,如贾宝玉之于傅秋芳(35回)、之于平儿(44回)、之于宝钗等;属于爱情的世界,如宝黛之恋,尤三姐之恋柳湘莲等。何炳棣先生则将“意淫”释为“淫意”,即“有淫的意向和动机,而不是真正的行淫事”。这更讲不通。
以曹雪芹这样的“超级作家”,何以避而不用含义甚明的“淫意”,却选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意淫”呢?原来“意淫”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淫——体淫,它带有许多艺术的、情感的成分,包含了想象性的美与爱的成分,吴宓觉解到一些,但他的理解过多地流于直观了,与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几无二致,因此有必要予以申述,经此才能明白作家“风流”的背后,连通了他的创作。
“第四类人”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在谈到历史发展规律时认为,研究历史上一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
历史上那些真正的作家之间,在心理、人格、性情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共通性的东西。《红楼梦》第二回曾将人分为四类:一类是秉“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的大仁者;一类是秉“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的大恶者;一类是居中的众人;第四类人则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其核心精神为小说里认为的“意淫”,说他们既秉有“邪气”,又秉持“灵秀之气”,“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情,又在万万人之下”。
这“第四类人”是特为评价“贾宝玉”之类的人的。
红学专家胡适、周汝昌等人证实,曹雪芹的成长环境和精神个性与他所创造的人物贾宝玉大体相近,因此,辨识了“意淫”的内涵、意境,就可以认识曹雪芹这类极具艺术天赋者的人性心理了——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都含了这种精神,这种兼赋邪恶、清秀之气的气息。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此做过梳理:樊通德语:“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则通,通则流,流而不得其防,则百物变态,为沟为壑,无所不至焉。”己开《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论宝玉:“天地间残忍乖僻之气与聪俊灵秀之气相值,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又第五回警幻仙子语宝玉:“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我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旧日小说、院本佥写“才子佳人”,而罕及“英雄美人”。《红楼梦》第五四回史太君曰:“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佳人才子,最没趣见!”
《儒林外史》第二八回季苇萧在扬州入赘尤家,大厅贴朱笺对联:“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复向鲍延玺自解曰:“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二房,何足为奇!”,“才子”者,“满腹文章”之“风流人物”,一身兼备“乖僻之气”与“灵秀之气”,即通德所谓“淫于色”之“慧男子”尔。明义开宗,其通德欤……钱谦益《有学集》卷二零《李缁仲诗序》亦极称通德语,以为深契佛说,且申之曰:“‘流’而后返,入道也不远矣”;盖即《华严经》“先以欲钩牵,后令成佛智”之旨,更类《红楼梦》第一回所谓“自色悟空”矣。李易安《打马图经》:“慧即通,通即无所不达”,亦隐本通德语。
我认为樊通德所说的“淫”就特指“意淫”,曹雪芹可能也是受樊氏这段话的启发,才发明“意淫”,以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淫,即“体淫”的。所以“古今第一淫人”中的“淫”特指“意淫”。钱钟书在这里提纲谢挈领地勾出了“意淫”的来龙去脉,以为它为“满腹文章”之“风流”才子(或才女)——“第四类人”所独有。看来,对认识中国文学和《红楼梦》的实质内涵以及作家内心世界来说,“意淫”一词至关重要。且先看看在贾宝玉或曹雪芹那里,“意淫”到底指什么。由于贾母溺爱,《红楼梦》的第一主角贾宝玉,一直在女儿堆里泡大,贾母便打趣宝玉,说“想必原是个、头错投了胎不成”。7、8岁时,宝玉就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秀美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但是,为贾宝玉钟情的只是些女儿,不是所有女人。
他曾叹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守门的婆子不解的问道:“这样说,凡女儿个个是好的了,女人个个是坏的了?”宝玉点头道:“不错,不错!”女儿,在宝玉的心中,那应是一片诗意的天空,一个真而纯美的世界,一方干净透明的大地吧?
贾宝玉也不“意淫”所有的“女儿”,“女儿”还须是脱俗的、美丽的。一次他到袭人家,房中有三五个女孩儿,他留心不忘的只是那位穿红衣服的,只有她“实在好的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
还有,这个呆子只是“闻得傅试有个妹子,名唤傅秋芳,也是个琼闺秀玉,常闻人传说才貌俱全,虽自未亲睹,然暇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忽然听说傅家来了两个嬷嬷,忙命让进来,原因不过是“恐薄了傅秋芳”。
对于同样极其美丽,但不能免俗的薛宝钗,宝玉又有不满:“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要学沽名钓誉,人了国贼禄鬼之流……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他不以宝钗为精神上的爱人,由此可见其当然。
即便如此,宝钗还是可以让他“意淫”一番的。“女儿”只要是美的,她就有许多本色、自然的时候,归于真纯之境。宝钗有可亲可爱的地方,只不过她不及黛玉那样与宝玉同质同类而已。太于同质同类,不食人间烟火了,是不能存于这个世上的。宝黛二人的结局就只能是个悲剧,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宝玉自己则是位“神彩飘逸,秀色夺人”的人,“意淫”的对象亦当属此类。
在追悼黛玉的“影子”晴雯时,宝玉写过一篇《芙蓉女儿诔》,概括了这类可供“意淫”的对象,在他们身上具备的一些特征以及其存身不易的缘故:
忆女儿曩生之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罩曩:赘藐妒其臭,苣兰竟被芟钮!诔词虽嫌夸张,但比较切合宝玉“意淫”对象的理想形象。这一形象不可多得,即使有最终也将被外界恶俗实力所“芟钮”——它说明,所有真正艺术家的命运几乎全是这样,日常生活中不得不为自己“诗意化”的存在而抗争不息。
贾宝玉还是一个万物有灵论者,它和作家、艺术家们的敏感性分不开。他说:“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这样,我们方能理解他的一个呆念头:“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冷静,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看来,贾宝玉所“意淫”的对象,不仅是脱俗、美丽的女儿,还有那些花草幽木等可意的景物。
女儿和这些物、景有“灵”,这“灵”在宝玉那里是同一的。于是,这范围内的一切对象,也全可以“意淫”了,包括作为同性的秦钟、柳湘莲等人。
何炳棣在探讨贾宝玉形成“意淫”的心理根源时,认为:宝玉自能辨声、色、味、嗅、温凉、皮肤接触之前,即已受到、丫鬟们经常拍、抱、闻、吻,他的恋母情结一定是与王夫人无关,一定是复合型(composite)、多样型的。宝玉自始即不具有对任何个别女孩子的恋结,等到知识稍开之后,即由对多型女孩子的喜爱扩大转移到女性(gender)的理想化了。
凡此心理、人事、环境因素造成宝玉那种淳厚善良、广义爱美、贪欢享乐、逃避现实,但对女性心态具有特殊了解、对待女性非常温柔体贴的性格。
何炳棣是离开文本,从精神分析学说出发来研究、探讨贾宝玉心理的,颇多新意,但难免有点附会——宝玉的“恋结”不仅对着异性,还对着同性和其他物景。
事实上宝玉从小就比较“混沌”,有“呆气”或“痴气”,很是不切实际,生活在自己的心灵理想深处,这使他的“意淫”成为了艺术性的东西,成为了雅致、清洁、尚美的精神,或者心灵对此所作的一种精神追求。
它承袭了女儿或爱物本身的轻盈、透明、风雅、妩媚、闲淡、青春、诗意和似水柔情,不啻是滋润、涵养性灵的雨露,护住一颗艺术心灵“生态”的平衡、自然,永葆率真、向上、活泼、灵动与生生不息的天性。
幻化,的精灵一部《红楼梦》“大旨谈情”。“情”一分为三,有:“风月之情”——色欲或体淫、“儿女之情”——爱情,和居于二者之间的情痴情种们的“意淫”。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序列:色欲、意淫、爱情。
“色欲”先天而在,是一切欲望之源;“意淫”则是前者的提升,是一种广义爱美的柔情;爱情则是相对专一化的、可以双向交流的、正在进行的一种情感体验。
归纳一下,我认为《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意淫”至少包括了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意淫”的对象是众多美丽脱俗的精灵,这精灵可以是男子,也可以是女子,还可以是一朵花、一条河、一片雪、一眼泉、一块石、一轴画、一种美妙的意绪或者它们的组合……
“爱情”则只发生在特定的男女之间,一时一地,彼此选了最钟情的一个。
当然,如果时间和环境、条件变化,心境不一样,爱情的对象也会有所不同。
第二,“意淫”始终停留在幻想的境界中,披着“企慕”“期待”的外衣,是一种广义爱美的向往和纯情境界的心态。所以它的主体与对象二者间的关系是单向的,由人指向其所意淫的对象的。
“色欲”、爱情则非停于想象中,它们更多地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异性之间,多数情况下是双相互动的。就是说,不仅男性,而且女性,都能对异性和其它尤物产生“意淫”。《红楼梦》写贾宝玉一人,即是写一类人——“天下下第一淫人”类的人。他们包括第二回里说到的“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一句,已经指明了贾宝玉和这类人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其中有男有女,所以男、女都可以“意淫”。
“意淫”与生俱来,它不像色欲、爱情那样,最终落实为行为,否则毫无价值。然而,“意淫”正因它的不落实为行为动作,才“结晶”出了最优美动人的艺术精品——世上一切最感人、最伟大的艺术,都是作家在“意淫”心态下孕育、创作的,要不就不会对人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力,给以美的享受,陶冶人类的性灵。
“意淫”也不排斥“色欲”,相反,它是在此基础上萌生的一种健康的想象幻境,以健康的性爱为起点与终点。
第三,“第四类人”的“意淫”对象须是多变的。
我们每个人的天性里,有追求“幸福”的倾向。世俗意义上,一切“幸福”都包含了平静和自由两大方面。“平静”体现为富足、小康、稳定、约定俗成等特征,来自“温顺认命”的态度。而“自由”与这种“平静”,天然有所排斥,追求无拘无束的超拔境界,出类拔萃、出人头地、轰轰烈烈,都是它的伴侣,比较言之,“平静”就太“小资”,而流于平淡寡味,甚至乏味了。“平地起风雷”,生命偏偏只在平静和自由之间择一给你。“第四类人”开放的、流动不居的心灵,起初多半会舍平静,选自由,最后,很难坚持,不是被消灭了,就是被同化掉。有那“顽固”到底的,一路坚定地行去,破越常规与常情,到了无不落一个“惊世骇俗”的“骂名”。
第四,“意淫”的人都是艺术型的,是天生的“情痴”“情种”。这种天赋许多人开始都会有,后天的环境却磨去了其中的大多数,世上真正的情痴情种就少了,能成艺术家的更见其微。
贾宝玉生长在一个与外界“浊世”相对隔绝的天地中,早晚厮磨的都是些“美人”尤物,才保养了一颗痴气盎然的童心,向往纯情、纯美的境界,本能地厌恶着粗糙、生硬、丑陋、恶劣……的一切。
从此意义说,作家、艺术家都是好“色”之徒。需要澄清的是,这里“色”的内涵与境界不同寻常,本质上说它就是“美”——富于人间气息的美。有韵致的美女、素养俊洒的男人,自本质观之,是与美丽的文辞、意境、形象、自然风光等,同一而一以贯之的。所以,曹雪芹之类的作家、艺术家,一生都和“美”结伴,发现、捕捉、品味、化育、创造“美”。
一颗多情的心,’正是这样一块天底下最肥沃、最满含电磁的土壤,在这里,只要有一片美丽的精灵掠过,就能激发他喷薄绚烂的灵感火花。
天赋中缺“美”少“情”的人则无“意淫”,只存在贬义上的“淫意”,无法使意中的佳人、佳物拔上形上的、诗意的高度,佳人、佳物被粗俗化,甚至玩物化,或者不存了丝毫的体贴、尊敬、平等之心。没有这种心思,何能做得出《红楼梦》这样诗化的、形上的、纯情的不朽作品呢?
“风流才子”的“千古绝唱”
我们不妨列举事例,从《红楼梦》里写到的一个场面,来具体认识一下作家创作与“意淫”间的关系,这该是曹雪芹对自身创作经验、体会的一点间接性小结。
说话间,宝玉、环、兰皆到。贾政命他们看了题目。
他两个虽能诗,较腹中之虚实也去宝玉不远,但第一件他两个终是别路,若论举业一道,似高过宝玉,论杂学,则远不能及宝玉;第二件他二人才思滞钝,不及宝玉空灵娟逸,每作诗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涩。那宝玉虽不算是个读书人,然亏他天性聪敏,且素喜好些杂书,他自为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也有失误之处,拘较不得许多;若只管怕前怕后起来,纵堆砌成一篇,也觉得茫无趣味。因心里怀着这个念头,每见一题,不拘难易,他便毫无费力之处,就如世上流嘴滑舌之人,无风作有,信着伶口俐舌,长篇大论,胡扳乱扯,敷演出一篇话来。
虽无稽考,却都说得四座春风。虽有正言厉语之人,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性情人物”贾宝玉,做诗不同于贾环和贾兰,同样的题,只有他做得“风流悲感”、“流利飘逸”。
这该有点曹雪芹本人自况的意味吧?“文如其人”,在这里得到呈现。作家的“风流”实在是基于他的自我本性,否则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设想,“体贴”不到就不能赢取芳心。此间的环节是套套相扣的。如写女子练武一段,有: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
众人听了,便拍手笑道:“益发画出来了。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见其娇而闻其香否?不然,何体贴至此。”宝玉笑道:“闺阁习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待问而可知娇怯之形的了。”
也就是说,作家们正是以现时现地的这种“想临其境”的心理和敏锐、细微的感觉、知觉官能,去小心揣摩、体会,“生活”在那时那地,既有创新,又合情合理地写出那时那地的情节故事、人物心性等等来的。
展开来讲,当作家生离死别的时候、当作家怀想爱人的时候、当作家苦尝失恋滋味的时候、当作家神游故地的时候、当作家品味某种高峰期情感激越冲撞的时候、当作家将别处的美人美景美食艺术地挪移想象中、笔下、纸上的时候……他就是在“意淫”,《西厢记》所谓“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
这类作品早在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里就有了。
如“国风”里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诗中没有写“伊人”如何美、如何媚,但它托寄了一份美好的情意,留下巨大的空白,后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中人填进来“意淫”一番。
这种“意淫”技法,在西洋浪漫主义那里,指的就是“企慕(sehnsucht)之情境”。
含义申述如下:古罗马诗人桓吉尔名句云:“望对岸而伸手向往”。
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之致……德国古民歌咏好事多板障,每托兴于深水中阻。但丁《神曲》亦寓微旨于美人隔河而笑,相去三步,如隔沧海。近代诗家至云:“欢乐长在河之彼岸”……抑世出世间法,莫不可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示向往之境……释氏言正觉,常喻之于“彼岸”,……亦犹古希腊神秘家言以“此处”于“彼处”喻形与神、凡与圣、比物此志尔。《离骚》里的写法,和《诗经》有所不同,它已经牵带上一些具体的美人美物之特征、外相了。抛开文章的象征不谈,我们只看作者屈原的深层心理。
他自诩是喜爱香草美人的,甚至甘居为香草与美人,流露出和他们相合、相欢的渴望情怀,对后世抒情感怀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塑造“美人”的外部形容上。这在过去似乎并没有得到批评家们应有的关注和发掘。
屈原说,他本人除有“内美”外,“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穿戴披挂而外,连居住的环境也加以美化,到处是好花好草: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这种内外兼美的人,必招妒忌,流播闲语: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涿谓余以善淫。“善淫”未必就是坏事,文人对“美人”一向沾沾乐道,西施、杨玉环、王昭君、陈圆圆,不可计数,刨出他们的老根来,不都是在“意淫”——求神合与会吗?“美”之在于人,人尽爱之,不单屈原。
如果说上两篇文章中,“意淫”的痕迹还不够明朗的话,那么曹植的《洛神赋》,就无疑是“意淫”类作品的绝唱了!
公元222年,曹植从京城返回他的封地鄄城。渡走洛川,纵目骋怀,“睹一丽人,于岩之畔”;车夫说她是河洛之神,名叫“宓妃”。只见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皓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欷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
这样一位美人,作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但恨入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俩人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作者不得不“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进而“足往神留”“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
曹植的文中,不仅流露出屈原、宋玉之流的文风印迹,承继以往,而且开启后来——这位“丽人”“仙子”是高度理想化、诗性化的,她几乎是中国文学作品里“美人”的影子与模子,所有美人的美质都在此集会,有动态的,有静态的,有性的渴望,更有情的投注、美的神往。然而人神相隔,美人“在水一方”,不得相合相欢,剩下的只有“意淫”与淡淡的、幽长的惆怅了。
“意淫”的结果只能是这种哀挽式的怅惘,它是人类的共性或天性:面对“完美”的精灵,我们希翼向往、追求无悔,“知其不可而为之”。
人生的悲剧、命运的悲剧乃交会一点,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长生殿》里唐明皇,不厌其烦地追思夭亡的杨玉环,亦是见证:单则为一点情根,种出那欢苗爱叶。他怜我慕,两下无分别,誓世世生生休抛撇。不提防惨凄凄月坠花折,悄冥冥云收雨歇,恨茫茫只落得死断生绝……相思透骨沉疴久,越添消瘦……位纵在神仙列,梦不离唐官阙。千回万转情难灭。《牡土丹亭》更推进一步:杜丽娘梦会柳梦梅,种下情根,求之不得,憔悴以死,真是“贪他半晌痴,赚了多情泥”!后来起死回生,与梦梅终成眷属。剧中说“情根一点是无生债”。这“梦会”、这“意淫”的力量,直可以打通凡世、冥府、天堂三界的啊!小诗曲词里这类的作品就更多。
如:
锦瑟无端五十弦,庄生晓梦迷蝴蝶,沧海月明珠有泪,此情可待成追忆,一弦一柱思华年。
望帝春心托杜鹃。
蓝田日暖玉生烟。
只是当时已惘然。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正统文学里关涉“意淫”的精品诚然不少,俗文学里,这类的作品也很多。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最清丽的第十首就是:
迢迢牵牛星,皎皎汉河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明代的民歌《时尚急催玉》则有:青山在,绿水在,冤家不在。风常来,雨常来,情书不来。灾不害,病不害,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去,花开闷未开。倚定着门儿,手托着腮儿,我想我的人儿泪珠儿汪汪滴,满了东洋海,满了东洋海……
民歌里的种种,许是比较直白的,有时还带了“粗俗”的成分,严格说来已不叫“意淫”,因为需得有雅洁脱俗的精神,除了讲究音节和谐外,也要给人美的感受或体验。
文言上这点可能还较难理解,那就看看白话文,看看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柔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们从徐志摩诗中可以看出他浪漫的情思:他把康桥人化了,当它作自己的新娘来精心设计,用情纯真,如同面对一位处子、淑女。咏物的同时,你能说他没有咏念自己心中的爱人吗?
不过这种浪漫的诗情,只能有益于作品艺术上的隽永品性,只是在作品或想象世界中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一旦落进现实时,大抵就是个悲剧了。梁实秋就说:志摩的单纯的信仰,换个说法,即是“浪漫的爱”。
浪漫的爱,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高贵极虚无飘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来再开始追求心中的“爱、自由、与美”。这样周而复始的两次三番下去,以至于死。在西洋浪漫派的文学家里,有不少这种“浪漫的爱”的实例。雪莱、拜伦、朋士……乃至卢梭,都是一生追逐理想的爱的生活,而终于不可得。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理想。确然不假。
作家的“意淫”到头来还是为了执着于自己内心的诗性理想,不愿失去“爱着爱本身”的权利。没有这种支撑,人生将彻底虚无化、空洞化。所以爱到最后,作家已经不重视爱的结果了,而重了爱这过程,并让此一过程延向自己诗性生命的终点。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怕是司汤达。
他追求浪漫的爱几达一生,一个追上后再放弃,转而求着另一个。这生活终使他“偷心”成功,把情人的心理描摹得人木三寸。
诗人徐志摩与此大同小异,他不断周旋在才女、美女陆小曼、林徽因、张幼仪等人之间,诗文中亦到处有这些女性涵养来的美丽的质素:
一闪光艳,你已纵过了水,脚点地时那轻,一身的笑,像柳丝,腰在那俏丽的摇;水波里满是鲤鳞的霞绮!
看呀,美丽!
三春之颜色移上了她的香肌,是玫瑰,是月季,是朝阳里的水仙,鲜艳,芳菲!
梦底的幽秘,挑逗着她的心——她纯洁的灵魂,像一只蜂儿,
在花心,恣意的唐突——温存。
在《想飞》中,徐志摩曾说: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在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
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
试图超脱、笼盖、扫荡、吞吐一切的飞,当然只是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他知道下一步就是“硼的一生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徐志摩最终死于空难,死于飞机失事,或者说死于两个女人的交情之间:一头是他的妻子、只愿留在上海的陆小曼;一头是他的“情友”、在北京等他来出席学术报告会的林徽因。
他死于由沪飞京的途中!
其实即使飞机不出事,像徐志摩这样的诗人,也只能活在悲剧中。
《大智度论》中说:是身实苦,新苦为乐,故苦为苦。如初坐时乐,久则生苦,初行立卧为乐,久亦为苦。
古罗马诗人卢克来修也说:一愿未偿,所求惟此,不计其余;及夫意得,他欲即起。人处世间,毕生燥渴,盖无解时,嗷嗷此口,乞浆长开。
约翰生博士则云:人生乃缺陷续缺陷,而非享受接享受。
徐志摩大费周折地得到了自己的“意中人”陆小曼,后来面对她的多变、“腐化”,又不能不苦恼,加之对娴静的林徽因心中种了一点情,他已不堪忍受了。
“美的东西只存在于追求的过程中。过程接近完成,时,美也就逐渐消泯。”
如此说来,美、诗意、理想、纯情等等,是只能存于“意淫”中的,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永恒的美或诗意。
可见,王国维将《红楼梦》叫做“悲剧之悲剧”是不确切的:贾母惩黛玉之孤僻而信金玉之邪说也;王夫人亲于薛氏、凤姐而忌黛玉之才慧也;袭人虑不容于寡妻也;宝玉畏不得于大母也;由此种种原因,而木石遂不得不离也。
这种不得不离,我们可以称之为悲剧,但不能叫“悲剧之悲剧”。
怎样才叫“悲剧之悲剧”呢?
那就是让木石因缘及贾宝玉和林黛玉徼幸结合,再让他们像徐志摩、陆小曼那样,由喜变忧,以佳耦始,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但若是真这样,我们就很难想象《红楼梦》会做成什么样子了。会不会人物都实际了、琐碎了、粗俗了,失去自身的诗情画意,而艺术魅力荡然无存了呢?
所以,从艺术的角度考虑,我们宁要现在这样的“悲剧”,也不要人物褪其美好“光环”、俗化了的“悲剧之悲剧”。因为只有距离,只有“意淫”,才导致朦胧美、诗意美的艺术效果。
悲剧事端把这一个个的美打碎以后,精致的瓷瓶破了,散落在地,我们痛惜、哀惋,精神在此受到陶醉、洗涤和净化,性灵由此得到应有的滋养、培护,于是人活得更诗性、更和谐了。
创造真正永恒之美、纯粹之美的“意淫”,其功宁不大哉!
这种大,已越出《红楼梦》、越出中国文学、越出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漫溢于生命、历史、人性、文化深处,沉积为雄实的文明基础。
美是水性之物,思与诗的对话是一场关涉存在之历史的对话。通往诗神之路遥遥,在路上诗人必须进行诗意的追问。——海德格尔
日本作家龟井胜一郎在《爱的色彩》里说:“美是水性之物,我愿信奉那主张万物之始源于水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一切生灵,它所存在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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