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虚伪与善良的边界

    《兵谣》写了两年，从1993写到1995年，第一版是在1996年出版的，距离现在已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它则是由于它又被原作者黄国荣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并在各地电视台演播，产生了较大反响。

    这里我想谈谈小说本身。

    初读时，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的是，它写得相当诚实——思想的诚实、艺术风格的诚实。

    我一直期待阅读时遇见这样的诚实，但时常失望——连路遥《平凡的世界》写到后来也变得不再诚实，何况是描写当下军人生活的作品呢？所以单单做到这一点，它就难能可贵了。

    与诚实一致的是小说本身的轻灵。没有什么厚重的大场面、大情节、大曲折，都是碎事儿，碎而有刺，事儿就耐人寻味，味儿厚了，在小说的轻灵之上，就承载了特别丰厚的思想内容——故事在虚伪与善良的边界演绎，善而伪，伪而善，主人公这般去做了，并且靠了媒体的宣传，此人不仅把虚伪表演到了极端，跟着又将善良表演到了极端，两极之间的跳跃如此之大，中间出现的这个急转弯一般人很难写得好，作家在此却收放自如，看似平淡实惊险，险中出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就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难忘那个古义宝。

    他当兵的目的是提干跳农门。一起出来了的农村青年却不只他一人，个个都有这样的想法，谁能在竞争里脱颖而出就得讲究策略；这时候最要不得的便是诚实，即使老乡之间也不可以，否则发生冲突，相互会捣蛋。

    古义宝是位有心人，懂得虚伪，知道夹着尾巴做人，做好事总是出奇制胜，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每一桩别人都难以想得到、做得出。

    由于这些，他引起注意，宣传部门把他当了典型，及时推出去，古义宝本人扬名，宣传他的跟带着有功，他们“双赢”！

    “树典型”在我们这块地盘上往往又是永久性的，一个典型不仅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把他制造出来的那个集体。典型的级别越高，到师、到军、到军区、到全军、到全国，带动起来的人就越多，牵连到的得失、利益也越大。所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树典型了。

    到后来，这样的人只能当圣人，犯不得一点错，犯了，砸锅的就不是他一个，而是他所牵带起来的那一批。

    由于这层关系，他就被严密地“保护”起来。

    古义宝因而有了压力——创业难，守成更难，他需要维护那个光辉形象，需要接着做“好事”。但“好事”总有做尽的时候，而和平时期的“好事”确实只能是一些碎事，碎事做多了，正经事就不会干了——古义宝的军事素质就很差。

    这类的做好事叫为做好事而做好事。

    不做会如何？

    “做好事成了古义宝的一种习惯。每天清晨醒来，他想的头一件事便是今天做什么好事，一天不做好事，他就觉得……心里有愧，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做好事的机会。”

    这就有点病态了。可是这样的事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并非孤例，它能寻到文化的根源和依据。一代又一代的“孝经”、“道德”经比比皆是。古义宝的行为深深地吻合于我们这个“道德”本位的国度！

    问题在于，一旦这东西变得有利可图、事关前途、命运后，人人争相倾轧的日子就不远了。

    古义宝“好事”做到最后自己都麻木了——他做“好事”居然只为了对大力宣传过他的某干事“有个交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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