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的湘潭医学院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师资力量不足,于是从民间聘请了一批老师,他们有的出自中医世家,有的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多年军医这些老师与理论深厚的“学院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我们这些心高气盛的年轻人来说,自然对他们充满了怀疑,因为在我们看来,仅仅凭经验和资历是不能在医学这块科学园地立足的
大四开始,我们就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学校周边的田边地头,为附近的老乡义务看病,同时也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有一天,我们来到了学校距东南八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庄,大家都走得浑身大汗,便敲响路边的一个家门讨水喝开门的是一个老头,他默不作声的看我们喝完水,打量着我们身上背的红十字药箱,黯然地问:“你们是医生?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儿子还有没有救?”
我们跟着他走进里屋,只见床上躺着一位干瘦的病人,却头大如斗,与身体体极不相称他肤色蜡黄浮肿,身上发着一种说不清的腥味,仔细一看,竟然在脖子上用一根手指粗细的红绳子系着,以至于喘气发出困难的“呼呼”声,看上去好象刚从上吊的粱上救下来似的
老人叹了口气,说:三年前,儿子独自去到村后龙头山打柴,回来时见天色转阴,怕有大雨,便抄了山谷的近路山谷有一处地方称为“蚂蝗”沟,蚂蝗数不胜数,平时村里人都不敢靠近儿子回到家中,妻子赫然发现他血流满背,脱了衣服一看,身上已经被蚂蝗钻了几个孔,血流不止村上的老中医当即为他止了血,但是钻进身体里的蚂蝗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取出来,为了防止它们随着血液流动钻进大脑,只好在脖子上绑着一根绳子,将它们隔离在身体下部三年来,儿子被身体里的蚂蝗吸血茹精,由一个精壮的小伙子变成一个病夫,眼看就奄奄一息,连媳妇都离开了他们
那天带我们的老师姓潘,据说其父解放前是国民党高官的医生,他们一家解放后被斗得很惨,文革后才给平的反,在学校没有什么地位,连一个讲师职称都没评上
潘老师听完老人的话,冷冷地说:“蚂蝗嗜血,遇血则有寻源的本能,就是拽断其身体也不会松口蚂蝗一旦入人体,须在第一时间用尿液或盐水灌伤口,逼其倒退,错过了这个时机就束手无策山蚂蝗比水蚂蝗(水蛭)体小更灵活,生存能力更强,只要有血便能生存,而且它是雌雄同体,能够自体繁殖”
潘老师说完,大家脸色都随之一变因为我们都知道,血管内的寄生虫是最难治的,一来不能用有毒素的药,否则对病人副作用很大,甚至可能致命;二来没有排泄通道,就算把它们弄死了,也没有办法取出来,这跟消化道的寄生虫不一样
潘老师巴答巴答地抽着烟,不知在想什么,最后,他拧灭了烟头:“先去村卫生站吊三天生理盐水,最大剂量三天后我们再来”
三天过后,我们一行回到老人的屋里只见病人不知是打吊针还是肾功能受损的缘故,浮肿得更加厉害,身上象是被充了气,发出一种不健康的光泽
潘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木桶,打开盖子,原来里面装的是农家杀猪时留下的猪血,还冒着热气潘老师挽起病人的一只袖子,命令道:“把整个胳膊伸进去”病人无力地伸出细细的胳膊,整只浸泡在猪血里潘老师就搬出凳子坐在一边,掏出香烟点上火,半眯着眼睛抽着,一屋子都是刺鼻的烟草味道
一会儿,病人开始呻吟:“痛,手上好痛,象是有刀子在割”
“坚持住,不要动”潘老师不动声色地说
病人脑袋上掉下大滴大滴的汗水
约莫三十分钟后,潘老师抬起头,睁开眼睛吩咐我们:“准备好胶布、止血药、消毒药和云南白药”
说着,他站起来,伸手解开病人脖子上的绳子,拿它紧紧绑在病人伸出的胳膊上,然后对他说:“把手抬起来!”我们都知道,他这是外科中标准的止血动作,用于动脉破裂
病人举起手臂,灯光下我们看到,这手臂上不知被什么东西钻出了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孔洞,象一个蜂窝煤一样我们七手八脚地围上去,熟练地把伤口处理好,最后用绷带包扎起来
潘老师把木桶提起来,走到门外,一把将猪血倒了出去,只见血红刺目的地上,一条条细长的蚂蝗在弯曲挣扎着,口中吐着红色的泡沫我们凑上去数了一下,竟然多达一百一十三条
后来,潘老师向我们解释:“其实道理很简单先用生理盐水把血液稀释、冲淡,使蚂蝗对病人的血产生厌恶感然后,在外面用新鲜猪血诱之,两相比较,蚂蝗定然更喜外面的猪血,因而蜂拥而出”
这个病例成了我大学其间印象最深的一段实习经历,甚至于超过了第一次见尸体和第一次见女性隐密部位的震撼感
一直到我毕业那年,潘老师也没评上正式职称不过听说后来中医重新走红,他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诊所,生意非常好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