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里值班的厨师,早就睡得不省人事了。
王可凡和许威面对面坐着,四周安静得只能听见海浪的声音。
“2000年那年,我得了严重的忧郁症。”许威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道,“我的老婆为了给我治病,带着我跑遍了首都所有的精神病医院,但是没有用。我没办法参加任何演出,家里的积蓄越来越少,最后快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老婆她给我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天朔接到电话后,当天就带了一车的人到我家。
那时候我住的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还有另外两户人家。天朔他们一到我家后,什么也不说,就是唱,白天唱,晚上也唱,邻居们当时都很恼火,我老婆就跪着给他们磕头道歉,让他们再忍耐一下。天朔他们唱了将近2个月时间,我就每天坐在院子里听他们唱歌,一动不动,看着我老婆忙前忙后地给他们买菜、做饭、洗衣服。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不发呆了,那天我突然很想唱歌,就拿起了吉他,我记得那一刻我老婆哭得很凶,天朔他们却笑得很大声。我也笑了,然后笑着笑着,就有了这首歌。
王可凡,你知道吗,其实摇滚这东西,你说倾诉,不完全,它不是倾诉,它是呐喊。你想要什么,你就喊什么。你觉得不公平,你喊;你觉得不自由,你喊;你觉得这世界艹蛋,你喊;你觉得人生无望,你喊;你觉得春风得意,你喊;你觉得你需要一个姑娘,你喊;你觉得被女人甩了不爽,你喊,反正你就可劲地扯着嗓子喊就对了。
崔健那时候年少思春又没钱养活姑娘,所以有了《一无所有》;朴小树三年开窍一次,所以他在《生如夏花》第一句就说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还有罗大友给台海的社会提前写好了挽歌,因为他看出社会正在被金钱割裂,高小松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爱情应该是撕心裂肺的,所以总写些苦情歌词……好的摇滚,无非就是曲子好听歌词上口,不好的摇滚,无非就是唱歌的人比被唱的歌还烂,不过这种事情在你身上应该不可能发生,我刚刚听你唱我的歌,虽然咱们的唱腔不一样,但是感觉就好像是听我自己在唱一样,很奇怪。我觉得你的表演能力已经登峰造极了,其实你犯不着犹豫什么。
一首歌到底好不好,市场说了算,市场才不会管你曲子到底是好是坏,他们只管曲子被唱得好听还是难听,大部分歌手限于自身的能力,必须写出符合自己嗓音特点的曲子,不过你用不着,你的嗓子,唱什么歌都好听。其实我觉得你犯不着非得自己写东西,不过如果你坚持非要自己写,我觉得只要曲子能衬得住歌词,失败总不至于。
说到底,摇滚就是一群有点文化又不是特别有文化的人,用歌曲表达一下心声罢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活着,就总有感概或者发牢搔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些感概和牢搔用歌唱出来,能引起很多人共鸣的,也就莫名其妙成了经典。你别看老崔的歌词入教材了就是有水平,其实有屁的水平,就是把最真挚的感受,用大白话唱出来而已。”
许威跟王可凡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打着哈欠回去。
王可凡却睡意全无,许威说的东西,在王可凡听来基本上都是废话。可是其中一句话,却带给王可凡很多启发。
一首摇滚乐是否成功,在于能否引起听众的共鸣。但是要知道,全世界每个地方的人,他们的需求和渴望是不一样的。
王可凡发现自己又陷阱了一个自己设下的泥淖,他总想用中文之外的语言表达喜怒哀乐,却忘了自己根本不是很了解老外们的需求。
无法在内容上引起共鸣,而只重视音乐形式本身的摇滚,绝对是失败的摇滚。而用外语作为外壳,核心却是一个中国人的思想的摇滚乐,势必无法做到歌曲和心声的融合。
难怪自己总觉得之前写的所有的曲子都有问题,感情是根本没弄清楚,摇滚乐是为了谁而写的。
许威说要喊出来,王可凡非常同意。因为摇滚本就是为自己而写的,即便是罗大友批判台海社会,《鹿港小镇》的第一句也是台北不是我的家,只有站在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第一视野,才能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情绪。用这种情绪做出来的摇滚,才可能是好的摇滚。
王可凡仿佛一朝得到,两眼冒关地就跑进了演奏厅。
那群大老爷们昨晚闹到太晚,演奏厅里空荡荡的,只有王可凡一个人。
他向船上的员工要来一大堆草稿纸,连早饭都不吃,就迫不及待地想写出第一首歌。
这首歌还是用英文写的,因为这不单是王可凡的呐喊,歌名叫《mj我要干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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