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痞子”文化——以王朔为例

    一、总论

    王朔是假流氓，是伪小人，是半个天才，是中国文坛最具商业眼光的作家，常常成为热点人物，遭到“夹击攻打”也就不能避免。

    我不想加入这一行，我和他都是玩小说的，是他“嗤之以鼻”的“作”“家”——坐在家里“作秀”的人物，这身份限制了我，要不是这样，别人定也会抓我的把柄，把我像婊子一样糟蹋了，我还要落个“文人相轻”的骂名。

    对王朔的总体态度，我可以借他一句话来坦白：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像新出厂的汽车，都安装好了，十万公里无故障再上路跑。大家，只要是个人，都带着一身故障在路上边修边跑，跑得远的那个只是故障少，修理及时的。就目前王朔的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自我修理能力。我觉得王朔说这话并无调侃自个儿的意味，因此，既然他感到“自我修理”的能力不够，那我就做篇文章“修理”“修理”他，让他能跑更远的路，用不着把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了。

    “假流氓”被真流氓发扬光大自电脑问世，发明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关键词”后，我们都喜欢有事无事在这方面做文章了。我不能免俗，“修理”王朔不妨从他的文风和作品里的这些“关键词（句）”人手。最轻松省事的，当然是看看他那些作品的题目，最初的成功，他就是靠了“讨巧”的题目。

    他说：虽然我经商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什么好卖。当时我选了《空中小姐》，我可以不写这篇，但这个题目，空中小姐这个职业，在读者在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

    而且写女孩子的东西是很讨巧的。果不其然，我不认识《当代》的编辑，稿子寄过去不久就找我谈。我要是写一个农民，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了。

    此后，王朔学得乖乖的，一发不可收，基本上用的是“惹是生非”、具有广告效应的题目。他不光在题目上费尽心机，具有商人样敏锐的眼光，内容上也精打细算，什么货配什么人《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吸引的是纯情的少男少女。《顽主》这一类就冲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了，男的为主。后来又写了《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的。《玩的就是心跳》是给文学修养高的人看的。《我是你爸爸》是给对国家忧心忡忡的中年知识分子写的。《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跟这帮人打个招呼。

    算计狠了，就犯忌，凡事物极必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嘛。所以，一些文化人看到其中的坏作用后，站出来声讨他，这样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有人会问，从这点看，他的文章究竟“坏”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坏就坏在把某一类人特定时间、地点的心态高度概括、抽象出来，提炼为一个简单的口号，甚至作为文章的题目，以至于看过王朔作品的人，最终能记在心头不忘的，往往就是这些口号。

    单有口号也许还不算最坏的，受它影响的人在真实的生活中，不过就是不自觉地以此作为认知生活、图解生活的工具，把复杂多变的世界简单化处理，最坏的结果不是这个，而是它所传达的那些半通不通的“思想”与流氓意识。

    王朔，一个“假流氓”的话语泛滥行世，被真流氓发扬光大，自觉地以这“r”为旗，甘当“王家军”，流氓意识渗透一切领域、一切方面，不论官场，还是商场，不论学界名流，还是民间百姓——可怕的就是这一点。

    这有一个成形过程，在王朔的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文风：一分为二

    先看他的文风。我认为他的文风不仅受商业因素影响，更有20世纪“革命文化”的潜性化制约。

    王朔曾说1949年以后，“我们这里为革命文化覆盖”，“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强烈环境中度过的”，它的源头就是“左翼文学”，而“左翼文学”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单传”。

    在这句话中，王朔的说法当然很有问题，他只看到了“左翼”，当它是“五四”文化单传的一脉，诚然以偏盖全了，不知晓中国现代文化史。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所谓“新文化”有多个声音，“左翼”只是其一，认为“五四”新文化单传了“左翼”，不仅把“五四”误传误解了，而且将它狭隘化、歪曲化、政治功利化了。

    王朔不知道这些，这还没关系，要命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化”的歪读。

    他说，“五四”新文化的具体内容就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把所有天经地义都拿来重新审视一遍，越是众口一词集体信以为真的越要怀疑、批判；越是老的，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越当着枷锁，当着新生活的绊脚石”。

    王朔好讲大话，他连“修理自己”的能力尚怀疑，又何能“重新审视”其余、审视“传统文化”呢？

    但他做到了，他自以为做到了。

    猛一看，我不得不承认他“果真”做到了，只不过用的方法不入流，拿他评价琼瑶的话来敬，那就是技术还“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

    你说“A”好吗，我偏偏不以为然，我偏说“非A”好；你说“A”不是枷锁、绊脚石吗，我偏说它就是枷锁、绊脚石，“非A”才是新的、不容疑的。

    如果我们将王朔上面那句话进行简单的逻辑延伸，得到的就只能是“A”与“非A”这两个极端，它们之间毫无包容性，不存在包容性，惟剩的是排他与独大。

    因此，从这种认识出发的王朔，所自觉扮演的角色也就成了红卫兵式的打倒一切、反叛一切！他做文章时的最大技巧，也就成了把大众、别人、流行的话语反过来说，调侃着说。

    这就是他的“天才”和“小聪明”的极点与极限。

    至于其间的分别，他不是毫无意识，他宣布自己不同于红卫兵，“红卫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汉，加上又把人打了，演变为行为上的暴徒”，因此，他们的“造反”

    不好。

    什么样的“造反”好呢？

    什么样的人算得上“好汉”呢？

    进而，什么样的文化算得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呢？

    王朔认为：“若仅是文化上造反，思想上造反，那还正是‘五四’传统。”今天我们的文化之所以不能兴旺发达，大人、小孩都作了港台通俗和大众文化的俘虏’，原因不过是“‘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所以，王朔这样的更后来者现在惟一的使命仅在于“把它再走正了就是了”。新时期文学的功绩正在这里，它的作用是“拨乱反正”。王朔类的“拨乱反正”者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当之无愧的“好汉”，是另外的“正统”

    “正经”，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正统与正经”。

    他承认自己的“‘反智’‘反文化’反的都是中国式的装孙子”，他的“粗鄙”对应的是“中国式的假正经”，这心愿是好的，我也持相同看法的，但是，有了心愿不等于你就能实现心愿，依照王朔的那点子修为，他不谈“文化”、不谈“思想”还罢，谈起来就露馅儿。

    且看看他拨的是什么“乱”、返的是什么“正”。

    王朔说，他所要拨的“乱”就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而那个“正”也就是“五四”新文化，即“左翼文化”。

    有了这偏见，他就贸然断定，“传统文化”是今人积弱积贫的罪人，“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

    记得混沌学上有一个说法：在北京的一只蝴蝶极为偶然地扇了一下翅膀，它所形成的动力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放大，最后就很可能在纽约引发一起龙卷风。王朔们喜欢“妄说”，把当下的种种罪过，全归咎在“传统文化”身上，从而再把这文化全盘、彻底推翻，重新再来。

    至于这样能不能养育、陪护新生命，王朔们掘尽旧壤后是不是一“穷”二“白”，他就不去关心了，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纽约的一场龙卷风，是由于北京的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引起的，因而该蝴蝶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传统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已与我们隔着十万八千里，而且传统文化又是哪里来的呢？它的产生原因在哪里呢？

    王朔说不清，如今却还拿它作为今人积弱的“原因”，那不是荒谬吗？

    当下罪恶，种子只能在当下寻找。

    何况，王朔们既然也肯定了我国古典诗词的优美，而古典诗词同样是“传统文化”不可分的一部分，既然这样，你因何宣称要“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呢？你决裂得开、有这本领吗？

    假如没有，你说的岂不是真正的假话？

    但王朔说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想这么说。

    真要这样，那我只好缄默！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至此，我们实在难怪许多人要把王朔误解为“痞子”。即使他的小说中没有这种明显倾向，他也遮不住了，想站出来辩护，但百张嘴不知从何说起，这时，他倒真有点像曾夫子自道地调侃过的，“王朔的知识函度本不值得和他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批评，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应和进一步的辨识能力，任何学理上的讨论到他最终都会变成打架，……更下作一点，他还会把对他的所有批评说成是对他的嫉妒，把中国人国民性的黑暗之处拿出来当脏水泼到对手头上，是他那种人的拿手好戏”！

    如果我们就认为他在此处讲的不是反话，那么，他明知自己有这些不足，还要沾沾自喜似的，以不知学理而得意，对王蒙等人提倡的“作家学者化”不予理解、不以为然。

    他说：“八五年还是八六年？文坛有一个特别可笑的口号，叫着作家学者化……还有一个口号叫着要使作品有哲学的深度，理由是大作家的大作品都是有哲学深度的”，结果只学会了几个词，把哲学概念带到小说里来了。

    我当然也反对提个什么口号，大家伙儿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哄而上，那些底子不厚、根基不牢的人，蛮横大补只会把自己补坏。

    王朔那代作家，沾“文革”的光，先天虚弱瞎补，弄不好会七窍流血。

    所以，你要知道你是王朔，别人不是王朔，王朔不是别人。你王朔那代人不可以这样走，走了达不到，但你仅仅是王朔，如果以自己的达不到、以自家或自己那代人的创作经验，来反对作品的应有哲学深度，那也“特别可笑”！

    是啊，文学不等于哲学，但也不比它高，二者是平级的，有所交叉的。大作家都是文史哲兼通的，有了这样的“通”，才能提供一个“丰满的，多重的，模糊的生活”，使人能从许多角度透视它，感觉它“莫衷一是，不可名状”，达到文学的最大境界，即“混沌的境界”。

    没有这方面的“通”，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王朔也同意，中国文学最大的腕儿是曹雪芹，但他忽视了一点，曹雪芹和他之间的最大不同，就在人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是热爱的、无所不通的，王朔不仅近于一窍不通，而且蔑视、小瞧、完全抵制我们的传统文化。

    如此心态、根底，怎可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呢？

    以自己的不通来嘲笑通家，把自己的“不能”说成一切人的“不可能”，我只能敬佩王朔。

    看来王朔的不通史哲，不仅不以为这是自身和一流作家之间的差距所在，反觉得理当如此，应该如此。

    你想精通哲学、历史吗？不行，我告诉你，你做不到，做了就写不出好小说，“整个本末颠倒”了。除非你“是个职业哲学家”，否则看哲学无用，我们“没必要陷在那里面。普通人生活，从生活中形成的就够了”，“我主张有本事咱把书都烧了，自个儿说自个儿的，不带说别人说过的话的，这是本事儿”。

    不说别人说过的当然好，显得你本事大，但要命的是，你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底子，不先虚心把别人说过的理解、消化了，临到上场时，就捉襟见肘了。

    当代小说不耐看．王朔的小说达不到第一流境界，原因就在他没读过什么书，对历史、人生、生活的最高境界，他无法体会、品评，有的只是浅直的悟性、良好的感觉和一点小聪明，就凭这，他要能制造什么“混沌的境界”，让我读了还不糊涂，我跟他改姓王。

    由于这些先天的缺陷，我才觉得他对自己的评价里起码有一点是对的：王朔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经验主义者，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当一个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也不是说要像一个笨蛋，干什么之前先把观点立场想好了拿尺子量着步子走，那应该是一种天赋，在讲故事的同时完成抽象的过程，最终探及到事物的本质，将一件孤立的偶发的事件和人们不可逃脱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才可能有大发现。这是好作家和坏作家的区别。

    痞气的由来

    我在行文之始就交代过，王朔不是真流氓，他的一些不错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出这点，但他的几本杂感，《我是王朔》《无知者无畏》《美人赠我蒙汗药》以及文学作品里的多数关键词，却不时要透出一丝一点不自觉的流气，以商家们的心态动机，不断倒腾、强化这些语言，以此制造一个痞味十足的氛围，乐于住在这无色无嗅的血浆样无所不在的氛围里，根本没能力认识到它们的恶劣作用，或者以为生活本就这样，不去辨识，缺少批评、审视的眼光和能力，某些同类也发现不了，原谅它、理解它，而大众全体更失去了对于它们进行批评的能力，投合、驯从于这样的痞气，那才是最可怕的。

    营造“痞气”，则非王朔一人所能，它受着他那个特定圈子的影响。

    他曾告诉我们书上几个关键词（句）的来历：“玩的就是心跳”，是北京某作家时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他偷过来了；“过把瘾就死”是东方歌舞团后台流行的一句玩笑话，被他看演出听去了；“千万别把我当人”，是一公安开玩笑开急了说出来的；“早死早超生”是打麻将劝人快出牌的用语；等等。

    所以，这些“调侃”的词语不属他专有，而“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他只不过身处其中，“听到了，记住了，学会了，并因为没有书面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本来是讨巧，不留神倒让他成了事儿”。

    以此观之，王朔所成的那些事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们的受到欢迎，恰建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基础或我们共同生活的土壤，才最值得分析与批评。我批评王朔，并不是想和他本人叫板，仅止于此费这么多笔墨、心思太不值。我批评他的目的是，借他为切入点，反思他的、也是我们大家所赖存活的土壤，这土壤一日不得清理，一日要影响、制约我们，坏我身体，蚀我灵魂，淘空我们人之为人的品节、精神！

    明于此，且先看看王朔本人“痞气”的由来。

    就其家庭出身说，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百姓”，母亲是医生，父亲在国防大学做教师，二人都不怎么识字，所以他不是出生书香门第。

    他还说自己也不是出类拔萃的一个，这非坏事，相反有点因祸得福。

    就因为我不是出类拔萃，最好的东西得不到，只好退出来。我是老被甩出的那种，甩成正人君子了。想学坏吧，条件不好……就因为条件不好，生给逼成好人了。

    而且，他的时代还迫使他不能关注自己的命运。

    “从小让我激动的事都是世界上的大事，没有什么自己的事”，这使他看得特别远，“很少关注个人的困境”。

    后来，他在狱中关过三个月，起因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他去那里起哄，但被逮捕了。再后来他当兵，想考军校没考上；退伍后就去了医药公司。1984年，他辞职去经商，可又不是经商的命，失败了，弄得一文不名。“我有好多梦是破灭的，小时候有英雄梦，后来又有金钱梦，我还有演员梦”，全没干成，一次次被甩了出来，最后，“就给甩成作家了”。

    生活无情，一次次被“甩”出来的王朔，脱离了“组织”、“秩序”，成为标准意义上的“游民”，倾心于过一种浪荡自在、只有“我”的生活。

    这是“游民”的共同心态。

    “游民”，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以外的人士，在我国历史上早有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的《王制》。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分其为五类：兵、匪、盗、丐、娼妓。

    他们谋生的方法是“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

    这是农业社会的特征。

    发展到现在，我们不应将其类别分得这样清楚，就成员而言，我认为还应加上城市失业、无业人员以及商人。

    商场如战场，现代商场环境，早已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它瞬息万变，风险极高，而高风险才有高利润，战场不常有，商场处处可见，竞争乃多于战争，而且其涉及面更行广阔。

    尤其在一个没有多少游戏规则可循的国家，商场更像战场那样充满风险，急红了眼，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赢，干什么都行”，成为这些人全新的道德信仰！

    所以，我倾向于按谋生方式来定义“游民”或游民心态。

    一切以“打”的、“抢”的、“偷”的、“讨”的、“媚”的方式来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都是广义上的“游民”，一切以上述五种方式竞逐的人，具有的就是流氓心态，奉行的就是流氓哲学，只不过程度大小有所区别，本质上是一致的。

    王朔不像贪官污吏那样“偷”，不像乞丐那样“讨”，也不像商人那样“打”和“抢”，但他有点像妓，靠的是“媚”。

    文人的“媚”，一者“媚”官，获得地位、声名和利益，一者“媚”商“媚”俗，单纯为利益而“媚”。

    王朔不属前者，但他肯定属后者。所以严格说，他那句“我是流氓”的玩笑话，并非调侃自个儿。

    以此观照，“游民”的特征在王朔们身上就是抹杀不清的、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的。其人有意或无意之通性，在于强烈的反社会、反秩序性，一切行为是为了自家的“发迹变泰”，即使下反上、小反大造个反什么的，也都是为了曲线求“官”受“招安”，像《水浒传》上的梁山好汉。招安的终极目的，依旧是“发财”。

    因此，“游民”的竞争是富于主动进击性的，他们敢于冒险、敢于犯法，否则会饿死。

    另一方面，为了掩饰真正的动机心态，他们也讲谋略，打着“替天行道”的“道德”幌子，口面上仁义君子，多有慈善之举，背下里怎么干都行。

    他们还需要拉帮结派，围绕某个圈子抱成团块。

    团块内部具有强烈的帮派意识，彼此称兄道弟，一起谋生，一起发财。团块外部全不是“自家”的，只要需要可以当着仇敌予以打击、消灭的。

    因而，传统文化中最为阴暗的一面，在这些草莽“游民”们的身上，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王朔受他生活环境的影响，身周多“草莽”，眼中所见多为传统文化里最阴暗的那一面，他对这些是警惕的，然而不免以偏概全，见阴暗乃把传统文化统统以阴暗视之，与它采取决绝立场，一点也不含糊。

    同样，常在水边走的王朔，哪能不湿鞋？

    何况他是被一次次抛出去的准“游民”呢？

    他与正规草莽当然有不同，这不同就在于，他有一个叫着“文学”的东西，对文学的真诚本身就具有了超越世俗的成分。

    你不能说王朔对于文学全是作假的、玩的，在王朔那里，许多时候它被做得相当真诚，这就帮他形成了一定的超越性，能暂时超越世俗之上，没有这条件的大多数人，王朔身边的大多数人，无这类超越性。

    王学泰先生曾从三方面总结了这类草莽游民的性格特点：第一，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于残暴和野蛮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非；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他们的感觉。

    他们没有社会角色位置的规定约束，也缺少文化教养来提升他们的智能。第二，他们的地位，使其把欲望减至最低，为了结拜兄弟可以不要妻、子。《三国》里的刘备，时常挂于口头的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是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第三，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

    草莽的“好色”可能会影响其声望，但其好货却无损于好汉之本色，往来多靠酒肉金银财货，对财富的渴心丝毫不加掩饰。当他们需要反贪官时，他们以正义自居，可是，一当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时，同样以金钱开路，相信贿赂的力量无穷。他们的人格榜样，是那些轻财仗义、急人之难的“义侠”与“豪侠”。所谓豪侠，就是现在所言的“武侠”。“义侠”中的“义”则不同于儒家的与“利”相对的“义”，而指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义、利打成一片。

    因此，草莽眼中的“义气”，说的就是某人对“我”有利，在金钱或物质上慷慨大方、肯于援助。这也是帮派中的同伙所自觉遵行的“义气”——一种有来有往的交易。

    这种交易需要回报。它成为一条连接诸草莽精神的无形纽带，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艰危与共，彼此关照”。

    固而，单个草莽游民间的力量合成，相当于今天的集资、股份制，每个人都加进一股，资本雄厚了，才能做更大买卖。

    “公司”中兄弟一旦蒙难，其他人其“义”所指，当舍命相救，这相救，便起了今日广告之效用，集体也就成为这帮人能够信赖、值得卖命的归宿。

    当然，草莽也分高下，但只在少数人身上，这种“义”才具有超越的、形而上的特征。

    当一个人，为自己及其帮派、组织、“公司”的能够延续、能够活下去，这样一个单一目的，不计手段恶劣与否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时他们所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具备了流氓的心态、意识。

    因而，在我们悠久的草莽、游民传统里，它是我们，潜性的传统，以别于显在的传统。

    这传统如果是一门学问，用个名字来称谓，那就叫“厚黑学”（李宗吾语），中性名称叫公关术，军事术语叫谋略、谋术，政治领域又被叫做阴谋或决策——下台后叫阴谋，登宝座叫决策。

    不难理解，王朔的土壤就在这里。他之能广被欢迎，表面看来，其处身社会和描述的是两码事，究其实质，却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体制大转轨，各种规范又普遍失衡、失范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我同样把它名为“乱世”。

    加以20世纪、直至两千年来历史的千变万化的表象之下，有一个始终未变，即就是作为这一切表象变化背景的那个不受制约、制衡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市场可望放开，原先的国有资产可望重新得到组合，但受其制约的、“开放”市场的放开程度，极为有限，权力向经济市场的渗透，谁都挡不住。

    所以，单纯的市场“开放”，会使国有资产大幅度地、往往也是不受控制地流失，而流失过程中的无制衡的权力参与，又使得绝大多数的流失极端地不公正，它所引起的社会跌荡更为剧烈，被抛在其上的人们，面临的风险大得无法预测。城市和乡土“抛出”这一批批长期或暂时失业的“前王朔”类的“游民”，就构成了当下社会的底色；辅之“文革”等一系列社会性灾难，所造成的长远而深重的危机、隐患之影响，大及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细及心灵精神世界的日益被毒化、异化……所有这一切结合，我们就到了一位学者曾表示过忧虑的“全民流氓化”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百姓只要有机会，也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充当流氓——不择手段地瓜分有限的国有资产或公共资源。

    一当这些资产、资源，被不公正地瓜分完毕后，体制仍在停留、观望，“开放”的市场就该到达它的极点与饱和状态，此后就得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灾难和动荡不定。

    艰、可见，在这样一个新与旧大转轨的“乱世”，生计唯利益当头，懂得自觉采取并遵循合法、公正的途径进行“交易”的人不多。

    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上，对于它所需的价值观点、游戏规则、娱乐方式，作为作家，王朔渐渐摸索、觉悟到了。向着他们缴械、投降，为人服务，逗他们笑，让他们爱。

    这就是王朔作为“商家”和作家，都能“双赢”的秘诀。

    对这类“作家”，王朔有过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他的经验谈：

    “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呢？”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百姓。”

    “也只好这样了。”

    “那就当吧。”

    “当吧。”

    “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才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家、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作生意的手腕，还阳痿。”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那你还犹豫什么？”

    “不犹豫了，下决心了，干！蒙谁不是蒙？”这虽属一段调侃，显示了作者对身周某些所谓“作家”的洞识与不屑一顾，但也显出了王朔本人，被“逼上梁山”“逼良为娼”后微妙的、作家们通有的自得自足心情，还多少透露出一点无奈与怅恨。

    说这句话时，他像是无意的，这话和他又像毫不相干，然而他的出口伤人，无疑也是一种暴露。

    像畜生一样活得比人带劲

    王朔自己在文章里声称要叛逆，要与传统决裂，后来不认帐，将别人对他的这些指责，说成是好笑的、猎奇的、“完全不真实”的。实在挡不过，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顶了这个“恶名”，任媒体“煽起来再说”，让“那些没看过我小说的人看了介绍文章，会产生一种心理，这人怎么这么坏啊，找本小说来看看”，玷污了自己的形象，只要继续写，形象就能得到修正。这好比男女恋爱，“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坏人。接触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我不那么坏，，你会自觉地找我的优点。我要一上来就吹我怎么怎么好，你会向相反的方向找例子”。

    可爱的王朔，他在这儿再一次摆出了商人的精明。

    他坦白：“这都是北京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自保同时又能吃得开”。

    他的青春又是在严酷的军营、商场里泡过来的，正值他性格、智慧成型期，这样的生活，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机心和应变能力。

    金庸在《鹿鼎记》里就曾提到，妓院、皇宫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处身其中的人机巧狡狯，远大于常人。韦小宝是一例。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两处等级严厉，老鸨、皇帝当家，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人无安全、稳定感，打交道、做交易的是些不相识者，彼此假情假意，宰对方是为保存自己，良心可以不为之而动。

    其实，官场、商场、军营等处所，都充满了类似的计谋与韬略，生于其中的人，都有点像韦小宝。韦小宝的典型性何其广啊！

    在这方面，王朔倒很像韦小宝，虽然他坚信金庸扯蛋，说这不是中国人的真实形象，是子虚乌有，金庸玷污了我们的形象。

    王朔是从这里出道起家了，对厚颜无耻、尔诈我虞、勾心斗角，他起码已不陌生。

    在我看，王朔这样活才叫累呢！这舍得，为一点既得利益，连自家“人格”

    “尊严”都堂而皇之拿出来做文章，哗众取宠！难怪他要说自己是“卖”的——妓女卖身，他卖魂！所有的历史都告诉我们，算计太狠、丧失尊严的人，都不是一流境界的人，也不可能达到一流境界！

    王朔亏就亏在他的这种小聪明，他的自以为是，他的某种程度上的因无知而无畏，所以我才说，这人只实现了自己天才的一半，是半个天才、残缺的天才！

    他的残缺，最充分地表现于有时候说话讲理糊里糊涂，连他的那些“关键词（句）”都经不住追问。

    比如，“谁比谁傻多少”。这虽是相对主义价值论，落实在大众层面后的一个基本思想，但这思想本身具有排他性。你不比我聪明多少，你有什么资格教导我？

    即使我可能犯了错，你也甭过问，我不傻，知道自己该怎走，错了我自个儿能发觉，“谁比谁傻多少”？照着这样的逻辑，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忠言”逆耳，鼓励了颟顸与无知。

    不过，对王朔说来，“无知”并非坏东西，“无知者无畏”嘛。

    可你能仔细推敲这句话吗？无知者真能无畏吗？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哪一个不是“无知者无畏”，这才大肆破坏、大打出手？他们的那种麻木的英雄主义情结、血脖子精神，祸国殃民，王朔难道还嫌不够吗？

    说到底，“无知者无畏”是一种流氓心态与意识。

    当无知者的无畏渗入各行各业，内化为一种体制性存在后，也就理当会带来全民性深重灾患！

    王朔对这些麻木了，使他陶醉的是话语本身，他觉得这句话好玩，不知自己玩的是火！

    他管不了那么多，他活着就是想“过把瘾就死”的，多么潇洒！

    当这潇洒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弥漫性的雾气以后，你再看吧，所有那些无知们，大口大口吸着毒，而后就张嘴巴等死了！

    不死行吗？有办法吗？如果有，那怎么办呢？

    我说它是有的，但办法是惟一的。办法就是像王朔说的，这时候你“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动物凶猛”，是“畜生”的弟，说的不叫人话，你别信，不然到时候连想不学老舍，忍住不死，恐怕也由不得了！

    忍都不能，哪还能再做到“不像人一样活，就像畜生一样活”“不但要像畜生一样活，还要活出滋味来，活得比人还带劲”呢？

    我是个真“无知”，王朔不是，王朔是假无知。

    不过，我虽然是真无知，可又不像“假无知”的王朔那般因无知而无畏，我是有畏的，“无知”“有畏”的我，不明白王朔上面那些聪明话的具体内含，它实在太深奥了，尤其是最末那句：“不但要像畜生一样活，还要活出滋味来，活得比人还带劲”。

    像畜生一样活得比人还带劲，这样的“活”我没有想到，至今也不知道那活法是怎么一个样子。

    王朔试过吗？如果试了，立马告诉我，我马上改，不做人算了，投胎做畜生，学得“人莫予毒”，行不行？

    买卖问题

    关于买卖，王朔有许多见解也是我大大赞赏的，觉得是那么回事的。

    应该买卖时，就要真去买卖，这时还客气，就真会“好东西生产出来，不会卖，什么也不是”。

    我们不能像古人那样，“锥心泣血，拿自己炼丹，一生潦倒，活着受罪，图他个死后让后人钦佩……现在是什么社会？－英雄辈出的社会，信息爆炸的社会，这是拿生命赌明天啊！这个险冒不得……谁说当作家就活该穷死”。

    是啊，作家不该穷死，如果说过去写文章的会饿肚皮，那是由于没条件，现在这类事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那时不像现在，见你是码字的，谁都可以不买帐。

    今天弄弄文章，却可以，也应该能养己养家，作家背后有报刊、影视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写文章就得有一些经济的眼光与计较，自己该得的，不必客气。

    耻于谈钱，老作家们的跟钱过不去，那叫糊涂，晚景凄凉怨不得人！至多只能怨他曾经处身的那种不正常的时代！

    所以，作家是奶牛，“奶水再足，也架不住天天挤，狂挤，没一辈子都出奶的，都有被挤干的那一天，不趁有奶的时候存些奶粉钱，老了也只有清水冷猪头找个庙堂扮庄严相……”

    这是铺垫。

    有了这个底，王朔接着说，在商人的心目中最装着人民，在这里“一切为人民”和“一切为金钱”二者不相矛盾。为最广大民众接受的，就是利润最丰厚的。

    只有知识分子、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才会有观念冲突，甚至觉得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认识过程，这从来不是个问题。媚俗？对了，搞大众文化就是媚俗，在商言商，俗是什么？是多数人的习惯和约定，我们不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们叫“为人民服务”。学院派知识分子可以从各种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就是不要从“人民性”这个立场出发，因为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立场。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商业本来面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几乎和我过去接受的全部“文化”的概念相伴，认同这个差不多等于放弃“文化”本身。如果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件事是忘掉自己的创作，学会用一个纯粹的商人眼光看待这件事。

    作为一个诚实的公民，处于一个可以信赖、有规可循的国度，王朔讲这些话就无可厚非，人的志向不同、能力不一，不必都去搞精英文化。“文化”这概念也不是先天地就和商业投不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它们的关系理当是协调一致，各有能够彼此利用之处的。

    同时，它们的真正发达与繁荣也是双向的，一方萎缩就会导致另一方的停滞。

    尤其是精英文化，它的受众面小，本身所挟的利润是无形、无价的。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亦当作如是观。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无价的，让爱因斯坦以商人眼光搞相对论，他的脑筋当然不会像王朔那样好使，存在观念上的冲突——起码在他研究过程中，存在这样的冲突。

    所以，对商人适用的“哲学”，如果能够、可以、应该像王朔这样推而广之，适用于一切场合、方面，拿自己的目光短浅，来嘲弄精英们的立场和甘于寂寞，那也是要不得的思想。认为商人心中最装着人民的念头，更是古里古怪的自大。

    在王朔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为最大多数人做事才最光荣、最英雄、最好汉，他在大众文化上“卖”，为的正是这个最大多数，谁的卖点有他大呢？谁能比他了不起，心中装着“人民”呢？

    他发财你想眼红吗？如果是的，他会说了，那叫“嫉妒”！

    我不好说王朔目不识丁，他是识的，但他只识“丁”，因此，他会把别人对于此“丁”的不屑，说成是嫉妒或“迂腐”，他要把自己的世俗想法，加于众人，为他的那套活法正名。

    我不反对他的努力，老实赚钱没有什么不对，我反对的是他那种排他而自得的态度，反对的是他的唯钱主张！

    他说：“我是个拜物狂，那种金钱的东西我很难拒绝，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别人不像他这样，其他作家在金钱面前，“全傻”，没一个像他那样活成了人精。

    这个人精，真已是目空一切！只要你买、你要，我就卖，捞他妈一笔。

    为这，他是勤奋的，辛苦的，他的劳动量是令人敬佩的，最多时一年写百十万字，把手腕都写烂了。

    他是个任劳任怨的“商人”，窘迫的生活逼得他成了诚实的商人，他知道没钱的日子“很惨”，“有钱人可以无所顾忌地生活”。

    于是，他不仅认同了这样的生活，还借手中笔，把自己融进去，化成笔底人物，时不时宣扬这类哲学：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的，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最热爱的。

    此外，王朔还设计了人物，叫他笔下的女同胞来曲折地传达他那“拜物狂”的精神。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浮出水面》里的刘华玲，这女子是为离婚而结婚的，她肯把自己“卖”给老外，只是想诈来一笔赡养费，有了它，一辈子就啥都有了。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正常了，人之常情”“没什么卑鄙的”，有钱才能快活。

    怎么个快活呢？

    “尽可以醉”，“一醉方休，无忧无虑。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不用忍着头疼上班。敞开喝，喝最好的酒”。还有，用不着生儿子，“到哪儿都有一帮干儿子”。

    王朔既然是个拜物狂，在他作品里你就很难找到谁是谁非，所有人都对，只要他们为的是钱，不论白猫、黑猫，你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老鼠当然是害人精啦，抓一抓谁都认为应该的，但若把这逻辑往所有领域里推，让它覆盖全体，成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那就谬误了！

    灰色地带

    王朔用的恰是一套谬误的逻辑。

    他觉得人类生活中有一片“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地带根本无是非，不讲道德观，如果有，那就是把生活简单化了，所以，并不是什么都能用是非来概括的，“关键时候”它更是乱纷纷的。

    王朔觉得我们的生活里没有是非，至少在那片所谓的“灰色地带”里没有是非和道德，我想其原因倒不在于他想拿它们为借口，依仗这些去奉行自己的人生哲学，而是由于他没有能力去对这“灰色地带”进行思考、分析，把应属“是”的、“道德”的因素，和应属“非”的、“不道德”的因素剖开谈清，他没有这种抽象的思辨能力，既然他不具备，那么所有人都不可能具备。

    如此，没有了是非和道德，我们就没有了评价，也无需评价，由此任何环境、任何行为都应该接受。

    每个环境都是复杂的，每个行为也不是孤立的，来龙去脉，原因多哉！既然这样，那么它们都是王朔意义上的“灰色地带”，就应该被所有人接纳。

    我毫无道理骂骂王朔、诬陷王朔，亦无不可——我对王朔既爱又恨嘛，感情上的事，当然更属王朔所说的“灰色地带”啦。

    但是，王朔即使已经赋予了我这个权力，我也不会那样做，我遵循人类道德的底线，说出的话绝对要有理有据，从事实、从根据、从理性分析人手，而不轻易想当然地揣度别人、谩骂别人、污蔑别人。

    对于王朔，我同样是用是非观、道德观来看待的，自己更要讲是非讲道德。因而，我认为在他的“灰色地带”里存在“是”与“非”，既不是“全是”也不是“全非”，“是”是“是”，“非”是“非”，我能分析清楚。

    不光我讲是非、讲道德，世上没有哪一个传统不讲这些东西，决不存在什么“灰色地带”，给人留下使奸作恶的空子。

    王朔则是最坚决的实用主义者，像所有底层“游民”一样，“有奶就是娘”成为他那类人的人生“哲学”——如果它可以叫哲学的话。

    因此，什么样的环境，在王朔们看来都可能是好得很的：环境就是这样，你就得想办法在这种环境里生存，哪儿有那么多理想环境啊？你适应不了就说这种环境不好，你就绝望，就反抗，最后自杀？那你就是犯了蔑视人类罪！为什么人类非得按你的意思发展呢？这是王朔的高论！

    难怪他觉得能像畜生一样比人活得还有劲！

    既然他觉得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对错，不分高下，那么，“文化大革命”也是好得很的，那种环境也不应该去绝望、去反抗的。

    你能戴上高帽，被一帮小年轻拉到街头游行示威，再到高台上挨批遭斗，“坐飞机”，打你骂你，叫你每天写一摞摞检查，不深刻重写，打小儿就写，熟能生巧，以便“走上社会”时能适应，以此为基础才能“干得了大事业”，此后再感谢这生活，感谢它给了你饱受折腾的“幸福”，要知道它这是对你抬举——畜生想受一下这样的待遇，还办不到呢，你能不感激涕零？

    有了这个荒谬的理论，王朔才得出一个惊天的判断：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所处的环境很不错，“这里面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换句话说，让你进来是最好的出路，让你要饭去你高兴怎么着？老爷喜欢你，你也得真值得老爷喜欢。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让老爷喜欢……这是一个愿打愿挨的事。就是这么个环境”。

    王朔的哲学，不仅适用于自己，他还想将它兜售出去，举凡人生中的罪恶、腐朽、污毒、无赖、凶残，在这样的哲学面前全已算不得什么大事、要事了，一当这一切都成为你的“环境”、“灰色地带”时，你就应该承受、适应了。

    你不想适应？

    娇气啥呢？你以为你是谁呢？不就是受点子苦吗？

    “给我顶住”！

    于是，王朔有了这样的独白：过去我是自私、委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感情为乐事。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力抱怨。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究竟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经历苦难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已使我感到刺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屈，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股时髦。

    王朔对中国社会的阅历如此肤浅，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如此低微，却还要到处说话，给那些真正在底层挣扎的老百姓灌迷魂汤，我真“阴毒”地希望他不会写东西，生在一个穷山僻壤的地方，做穷光蛋，上天无路，人地无门，只有这样，他才能明白什么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什么叫奴才！

    奴才决不会“愤世嫉俗”，也不会有什么“权力抱怨”。他们只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背着主子，对着镜子，看着日渐发福的身材和吃胖了的脸，他偷偷一乐，指着镜子说，“你小子，有种，算混出来了”。

    有了这种好感觉，他才断然认为，“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即使受了什么委屈，也都是因了“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的缘故，贫苦民众都是矫情的，他们都有一股“受虐心理”，“受虐心理”快要成为我们的时髦了，我们这个本来“看上去很美”的时代，有一点乌七八糟，也是这些“时髦”搞出来的，权力没错，过去的历史没错，错在老百姓，他们贱，见谁都摆出“受虐心理”，像真的一样。

    看来，“奴才”不必都为权力服务，找一个权门里人充当他的主子，为了金钱，为能维护愚昧无知，也为了无畏地干出凶残的事情，他可以随处都能碰上自己的主子，然后向着主子摇头摆尾！

    干起来也不觉有什么不自然，用王朔的说法就是，我肯这样干，就因为“老爷喜欢你，你也得真值得老爷喜欢”！

    王朔就这水准还敢牛逼，俨然一个“五四”新文化的真传人！我在多么恶劣的“传统文化”里，也没有找见这样公开、鲜明的奴才主张啊！

    在那里，人们至多只信一个主子。王朔可好，他的主子多着呢，不论人、物，只要你对他有利，他就开口叫你“老爷”，然后就是一连串讨老爷喜欢的献媚——真是做“奴才”做不够、做不醒的命！

    若他仅止于己倒也罢了，偏又叫嚣什么“这是人民的愿望，作为一个商人，有义务满足他们，用时髦的话说，这就叫双赢”！

    兴许自觉到了自个儿的“无知”，王朔的内心确实是忐忑不安的，他到处充内行，四处点炮火，心头到底不很踏实，害怕别人放不过他，这才先抽起自己的嘴巴，写出了《我看王朔》等文章，先行自我批评，揭自己底子，目的是让大家相信，王朔是“一个淘气的坏孩子”，有个什么差失，不必过于当真、计较。

    “孩子”嘛，你能怎样？未满18岁不负刑事责任，何况是说了几句玩话？想磕头也不简单，有了“孩子”来壮胆，王朔感到自己就是金刚不坏之身了，能够肆意藐视精英文化及其传统与精神，嘲弄严肃的人文精神讨论等等了。

    他是这样说的：我王朔一开始未必是真想和知识分子闹翻，我不是在挑战，更多的是“挑逗撒娇”，以便引人注目。我扮演的是一个坏孩子，“坏孩子才需要更多的关心”；我“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张作霖的路子，造反只是为了招安，目的是曲线做官”。

    因此，王朔解释说，他的“反文化精英的态度是被迫的”，所用的方式就是“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样他就不用讲内行话丢人现眼了，他会说“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

    他认为这就是他的“聪明”所在。而当知识分子不明白他的小聪明时，他急了，怪他们“没好好读他的书”，别人把他叫着“痞子”，则“激怒了他”。他以金刚不坏之身，而能动怒，不为别的，只为“痞子这个词把他归人了社会下层……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你知道奴才们一时不会或忘的是什么吗？

    告诉你，就是他的仅次于主子的身份、地位！他有极强的等级观，对等级上的越位，相当敏感。王朔可以被人误为将军，却不能误为把门的。把王朔称作“痞子”，本身倒不值他动心，只有你无形中矮了他身份，他才会对你真怒。

    所以，你不妨把他改叫奴才，满清王朝的奴才们可以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你叫王朔奴才，长了他的身份，他嘴上不说，心里一定对你感激不尽！

    也可以称他为流氓，当着皇帝的人，也可能是流氓呢，譬如刘邦，譬如午门外弑兄时的李世民，所以，流氓没有身份高下上的分别。

    其实，王朔也真是太敏感，对历史太无知了一些，痞子气不单“把门者”有，贵如朱元璋，我们知识分子向来也习惯称他“痞子”的。有了这样地位的同志，比将军还显赫，要是王朔熟知点历史，懂得把他叫着“痞子”并未矮了他身份，他还不得趴下，朝我们知识分子磕头道谢吗？

    话又说回来，即使“磕头”，也不那么容易，也还需要一个外部环境。没有配套的环境，你心里痒痒着想磕头，还跪不去哩。

    而且，这环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相当苛刻的。

    比如说：

    第一，它需要一个安宁的秩序，能让人从容下跪。

    第二，需要找一个值得你为他下跪的主子。

    第三，主子得拥有一帮像你一样的奴才，不然就无法制订一个制度，来保证你把这头永远磕下去。

    第四，为了你的头磕得值，主子还需制订一套奖励、惩罚机制。

    第五，你不光只为他人下跪，你还希望别人朝你下跪，如此，就需建立森严的等级身份制。

    第六，为了保证等级制的良性运行，还需强有力的专政武装力量。

    第七，你要牢牢记住自己在这等级制上所处的位置。

    这样才知道见了某人是他向你磕头，还是你向他磕头我不想把条件再开下去了。

    总之，奴才就是奴才，不要装什么“坏孩子”。

    谁会当你是“孩子”？

    四十多岁的人了，靠了耍乖卖呆、打情骂俏、搔姿弄痒，就蒙得过么？

    另一方面，王朔这样的人，又不是一辈子安于做奴才的。他的命没有那样惨，他当奴才是为积累“资本”，做个好奴才，将来就能做个好“老爷”，做起来得心应手，手底下才有一大帮喜欢他的龟奴！

    要不是存了这样乌暗灰色的心理，你怎么理解他的“老爷喜欢你，你也得真值得老爷喜欢”？

    再不客气地讲，把人分等级，只有流氓才想得出——一切流氓“造反”，王朔说了那是为了“招安”，宋江就是奴才的样板，王朔以他作了自己的榜样。

    宋江比别人突出一些，也只是由于他的造反，是一桩极危险、庞大的投机或交易。王朔没那种胆学他，但他也想投机，学来了宋江的奸诈术，又还想不承担投机、奸诈所需的风险，出点事挨别人骂几句，都要倍感委屈或愤怒，如此，真要让他成功、如意了，我这种不是流氓的人怎办？

    而所有这一切，又岂是“坏孩子”能想得到、做得出的？

    泼洒无知细心的人也许会问了：你讲的我全明白，只是觉得你还有一个遗漏：既然磕头都需一个和它配套的环境，难道做流氓就能免吗？

    答案若肯定，这环境的特点又是什么？

    就我看，答案当然肯定。平白无辜，谁舍得做流氓呀？

    做流氓的人，大抵需要的环境就是处身“乱世”，即就是“灰色地带”，感觉一切不稳定，不安全，只除了元宝和钞票。

    为了它，在这里没有多少可信度，也没有契约和规矩可循，或者虽有了，却得不到保证，得不到落实，人而不人，且不以为不人。

    一帮“畜生”竞逐，需要什么道德、伦理呢？

    你就嘲笑吧，戏弄吧，尽情做流氓吧，为达一己目的，什么都去作作假，什么都去交换和买卖，不要觉得这有什么可耻，反要以为这还相当荣光！

    做到了这些，你再说一声我多么了不起啊，我的了不起是靠了“无知者无畏”！

    当然，真做了畜生，终究不好，那就闷下头做人，学会做“政治工作”，安慰别人，叫他安安心心当畜生，告诉他，让他感觉良好些，你是羡慕他的，他是比你强得多的。要不，你就叫他适应环境！

    这样来看，王朔有一点是说对了：我以为作家写什么都是天生的，好作家坏作家之分也就在于一个找着了自己只能写什么，一个还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来两下。

    王朔不是写杂感的料，他明知自己只能写痞子们的生活、爱情、心态，至多再谈谈经历，这方面他还是有点子真本事的，但是后来，他飘起来了，认为也能谈谈思想、文化、政治等一切高深的东西了，谈起来蛮头头是道，确可以蒙住比他更无知的人——这种人在我们这个国情下，还占多数。稍有理智的人却发现了他的到处说不圆，露出了没读过什么书，却又爱讲话的毛病，经常贻人笑柄、贻笑大方！

    本来他以为自己已经全能了，写这些东西太容易不过，多少远远不及他的不学无术者也能指点江山，他当然更行。

    如此，王朔感到他拥有笑话别人“什么都能来两下”，是自不量力的资本，料不到自己先已把自己言中！

    是啊，琼瑶“老了”，三毛死了，金庸金盆洗手早就不干了，张恨水张爱玲也全没了，现在大陆上还能有精力，靠了“卖”发大财的腕儿，非他王朔莫属了，而他又是不在乎别人批评和定位的，他能不抓紧时间，无所畏惧地到处泼洒他的无知吗？

    “经验主义”者的王朔，只要生活不读书的王朔，说些什么事才能让人一眼看出自己的无知呢？

    该说的都讲得差不多了，人们快把“我”忘了，怎样叫大家还能记住“我”啊？就点评点评同行，骂一骂书卷气十足的金庸，“胡说”金庸吧！结果你知道，“我”讲出来的话又是讹误百出！不过，“胡说”也是好的，这社会不怕胡说，不怕有一位既可爱又坏蛋的“野孩子”出来搅局，怕的是没有人胡说、没有人搅局！而当别人称赞《我是你爸爸》有点像《围城》时，“我”心里头喜啊，“特痒痒”—从这里你能看出“我”的不太大的自信了吗？

    没什么底子的无知，敢于胡说的无畏者，“我”，王朔，才有这样不太强的自信，别人谁有这资格？怎样让人一眼看出“我”的资格呢？“我”是有办法的，看看，这舌头下的老茧，这破了皮的唇边，这嘴子里的白色的沫沫。

    传过来话了，哥儿们说“我”成功的法宝就是下面这三条：“我是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三点一线。这就是王朔——写意的王朔，诚实的王朔，透明的王朔，不作假而是作家的王朔，一个叫王朔的“作家”笔下“顽主”们麻将桌子上的牌，牌名叫“三条”，姓王，全称叫着“王三条”，小名嘛，你叫流氓可以，叫痞子也成，反正“我”想通了，无所谓了，逮谁谁不是？

    二、王朔与《我看金庸》

    我说王朔的思路、心态、精神很有问题，是从价值角度上进行判断的。从这层面看，王朔的有些主张是不折不扣的流氓主张，那些让他觉得写起来很容易的思想、文化杂感与随笔，经不住辨析，对他来说干这一行是无力胜任，而远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的。

    但我从这方面辩难他，不等于说这人不是天才，我不是这意思，他还没恶劣到这个程度。

    他的心愿是不错的，能力不逮、方向歪了，这样的心愿有时不免要助纣为虐或者好心办了坏事。

    假如——假如啊——他安分一点，明白是什么材料，明白自己只能写好小说，尽量少来点随想、不要什么领域的钱都想一个儿独赚的话，那么这个人作为作家——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还是相当胜任的、难得的，他的许多小说亦是达到了极高水准的，其天赋、天才在语言的机变、幽默和细节的感性描写上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除此而外，他的长处就不太多见了。这样，我一开始才认为王朔的天才只发展了一半，中道夭折。

    又因为小说人物的思想、意识不等于作家本人的，小说人物的形象也大于作家所自觉赋予其上的情感、思想等等的总和，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由于这些，只写小说时王朔还可以、也确实遮住了“丑”，把他有关对于知识性、价值性、精神性话题的判断、认识、看法隐藏了起来，即使小说中在这方面多有谬误，但他未作辨别，对它们的态度极为“混沌”，经过文字处理以后你也能当它们是调侃，当它们是正话反说，从而一笑了之。

    何况小说究竟是小说，当不得真，它的一大价值就是博人一笑。

    所以从这一角度说，小说是遮蔽王朔“无知”的。避孕套、离开了避孕套他直接与本体接触，

    他就会“阳痿”！

    我若学习他，从纯商业的眼光看，那么，能和他站在一起不至脸红的，大概是金庸，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卖”，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接受。

    其间当然有分别，最大的分别在于，他们提供货物的含金量大相径庭。

    而作为小说家的王朔，来评点同样是小说家的金庸，拿王朔一个词形容，恐怕叫着“嫉妒”亦不为过。

    为什么王朔感到有点不太平衡、要重创金庸呢？

    原来他发觉读金庸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抢了他王朔的“市场”。

    这就引起他的关注，便找来金庸的书，找来那套《天龙八部》。

    “这套书是七本”，王朔是“捏着鼻子”才看完第一本的，“第二本怎么努也看不动了”。

    大概王朔进厕所都不喜欢用鼻子呼吸，而把它捏起来。

    这一点姑且不去考证，我的疑问是，有了这点阅读，加上道听途说和电视，他就能摔开膀子，大干特干金庸啊？他行吗？

    他觉得自己行，列举的理由就是“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

    我可以理解他这个说法，毕竟他是王朔，谁也不能以为他不应该谈一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可一当你来分析这句话时，你就不能不说他是浅薄的，无知的。

    一道菜的好坏，诚然不必等到吃完才能说，但吃菜能与吃书比吗？

    好菜、坏菜吃多了都要拉肚子，好书吃多了并不至于，只要你愿意，就没有足够的时候，而“坏书”对不同的人，则有不同的说法——某人觉得“好”的，另有些觉得它“坏”；反之亦然。

    即使吃饭和吃书可比，你也要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需要，有人喜欢甜，觉得辣不好，有人相反。

    至于傻瓜，他是连马粪都吃，吃起来津津有味的，你能相信他真就感觉它“好”？什么意义上的“好”？对于谁的“好”？别人的“好”你起码要尊敬一下吧？王朔们的饭量小吃不完、能为有限吃不动、口味蛮霸不愿吃……这一切属于自身的问题，他们看不清，不去反省，就说饭未做好，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不要以为王朔只不过说说而已，我们不必当真，其实他的讲话，是很有点号召力的。“好人”的话往往都有一大批听众。听众们倦于“说教”，在一个习于“说教”的环境里长大，对那些不主张说教、调侃说教的人的“说教”，已丧失最起码的辨，别、判断力，从另一面上麻从、麻木了。

    普通人姑且不论，有一名深受王朔影响的女“作家”就这样说过：“我从来没有看过金庸的作品，原来也想买几本来弥补这个缺憾”，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宁可相信王朔的话，不打算看金庸了！”看来王朔的市场是很大的，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

    在不读书、不主动读书、至多跟着宣传读点子书——在这些方面，我们的作家，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脑袋不只是用来指挥嘴巴说话的，说话之先，还得将一些核心概念厘定清楚，否则你的意见就只能是你个人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即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逻辑上不周全、不严密的。

    王朔们的脑袋一向“简单”，他们瞧不起厘定或界定，瞧不起抽象的逻辑、知识与概念，瞧不起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批评社会、批评社会强势力量，张扬理想正义，抚慰弱小群体……他们瞧不起这一切，要么就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发牢骚”，毫无作用与意义，要么当它们是扯蛋。

    当然，他们最瞧不起的，还是干这些事的“知识分子”群体本身！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王朔曾这样说，“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如果它是私下意见，那你怎样讲都行。现在形成文字，面对公众，已经不再代表你一个了，你就要为这样的文字担负责任，接受他人批评。

    可是，许多时候王朔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讲责任，也不接受批评。他只认金庸的大哥“金钱”，你对他谈责任，他就说你“伪善”。而且，他得罪你、污蔑你可以，你误读了他，他会对你“愤怒”，更别说对他栽赃和谩骂了！

    他甚至把人性和正义对立起来，说“金庸的小说浅薄就在于他拿正义代替人性”。

    正义是一个正常社会里正常人性的最低要求，一个人如果丧失了正义、是非观，把自己做成个“灰色地带”，那他即使再有“人性”，这种人性都是相当可疑、十分可怕的。

    金庸小说所表达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无能望其项背的。因而，王朔对于金庸的批评既立不住又特别肤浅。

    当代大陆作家多不读书，而且以不读书为荣，谈起自己的“土”出身，不对此遗憾，反倒是感激的，最典型的就是王朔。

    他的不读金庸、瞧不起金庸，既让人觉得可笑，更让人觉得可悲。

    王朔自己意识不了这些，他最能出一口气的地方又恰恰是“幸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让教本污染头脑，否则……”。

    我们的教本问题确实不少，但以教本有不足，而去排斥一切真知与正规教育，强调“无知者无畏”，认同于“无知”，不当它是一桩罪过，不反思造成这种“无知”的社会、体制原因，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更是不仅不予理解，相反极尽耻笑之能事，这样的人，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知”，一种“罪行”更深的罪恶——它的背后是愚民！

    我知道王朔是反对愚民的，但他不但是老作家，也是老“红卫兵”，他在知识问题上搅腾，打着反对愚民、反对说教的旗号，所起的作用却多半是在愚民、说教，这样的老“红卫兵”我就该诅咒他，除非他哪一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此，我对他的批评只限于这些错误之上，其它方面，我是尊重他的，他的许多小说我是虚心学习的。

    不过，王朔的“蔑视”教育由来已久、由来有故，早在《动物凶猛》里就交代过了。

    我可以将这种交代“认真”，虽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这个词，因为这篇小说里的“我”，其经历和王朔本人恰好相近。

    他说：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去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途，这前途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

    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王朔的某种真实的心理、想法。

    后来他没能当上四个兜的军官，并非由于觉悟了、看透了、“瞧不起”了，而是像他说的，在竞争中失败了，被“甩”出来了。

    这一切我们姑且不谈，只以“阴暗灰色的”心态，假定这就是王朔们对于“教育”的高见，从这些话里人们能发现什么呢？

    在这里，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败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而是“反思”教育本身，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该对年轻人进行教育，更不该强迫年轻人读书，否则就有“诱惑”他们的可能，使他们“浪费了青春”，得不到“空前的解放”，后来一个个全是“傻逼”，没能像王朔们这样聪明，也没有具备王朔们功盖当世的本领！

    我觉得他王朔本人不接受教育是可以的，他的父母虽是“百姓”，但中国不就一所“国防大学”吗？父母也许没能力让他顶替、接班，放他出去当兵的本事也还是有的，确信儿子将来做军官也还是不妄的——后来他“没出息”，辜负了双亲，能怪谁呢？

    这还罢了，远为可笑的是，王朔们觉得我们把孩子们管起来，“诱惑”他们读书，原来“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的意义，他不说我就无知了！

    幸亏他说了出来，多少人才免于无知。

    我从这句话里，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还这样发达，竟至于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成了“街道”，孩子们一出门就是街道，不然你怎么理解那个“仅仅是”？

    这样发达的国家，难怪不必需要发展什么教育——教育有什么用啊，全做“无知”多好！

    你学什么东西最终都会忘，即使你不肯忘，每个人不都还面临一个死吗？

    死了罢了，你学习、读书有什么用呢？

    当然，也许我的确心态阴暗了，见到这些话我不会把它们当真，即使看到他的小说情节有许多地方像金庸的武侠人物那样“出格”，亦不会像他评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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